左旋
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长者少矣，言当时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长之者也。以其为善无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长者，是若揠苗者也，非特无益其善，而又所以残害其善也。善者即仁义是也，仁义即善也。苗是种之义者，以譬则人之美质也，固非可以增减之耳。孟子之意，盖欲人之所行当内治，不当急欲求其福也。此亦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知言”者，公孙丑既得孟子言浩然之气，又问孟子知言之意谓何？
“曰：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者，此孟子又答孙丑问知言之意也。讠皮辞，其言有偏讠皮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讠皮不平之言，我则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内义外是也。赵云若宾孟言雄鸡自断其尾之事也。淫辞，言过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过而不中之言，我则知其所陷而陷又无所不蔽而已，如人坠於陷阱之陷，以其无所不蔽也，若杨墨无父无君之言是也。赵云若骊姬劝晋献公与申生之事也。邪辞，悖正道者也。
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则知其言易以离畔矣，若陈贾谓周公未尽仁智、而况於齐王之言是也。赵云若竖牛观仲壬赐环之事也。遁辞，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则知其言易以穷也，若夷子与孟子相胜以辩、卒以受教是也。赵云若秦客之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者，即皆出於异端之学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则又妨害其事政。则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
事，则下之所行以治职者也。故事为政之末，政为事之本，如孔子问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则谓之事，故不谓之政，是知政、事有别矣。“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者，孟子言後之圣人有能复兴起者，必从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辞命则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讠皮、淫、邪、遁之辞为非，故於此言其善为说辞、善言德行为是者也。盖言宰我、子贡二者，皆善能为说辞。说辞者，以辞说人者也。
宰我、子贡皆得圣人所以言者也，故云善为说辞。《论语》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语之科也。冉牛、闵子、颜渊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言之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闵子、颜渊皆得圣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论语》四科，三者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纵之将圣，故多能鄙事，则於说辞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辞命，则不能也，孟子盖以儒道游於诸侯，而诸侯宾之，不敢臣，又为国人所矜式，故於辞命又安用之哉！
此所以曰我於辞命则不能也。然孟子於辞命，非诚不能也，但不为之耳。以辞命人者，故谓之辞命，以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盖欲当时之人务本不务末耳。“然则夫子既圣矣乎”者，公孙丑见孟子但言不能辞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谓孟子如是则夫子既已为圣矣。以其宰我、子贡虽善为说辞，然尚未得圣人所以言，冉牛、闵子、颜渊虽善言德行，然尚未得圣人所以行，故数子者，但为孔子之高弟，惟颜渊三子於圣，但具体而微者，而亦未得其为圣矣。
公孙丑见孟子言之辞命则不能者，以知孟子之意盖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辞命则言不能也，故问之曰：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者，孟子答公孙丑，为不敢安居其圣，故曰恶是何言也。恶，叹也，以其不敢居圣，故叹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贡问於孔子曰：夫子圣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贡尝问於孔子，而谓夫子圣矣乎？孔子答之曰：於圣则我不能为也，我但学不厌饱，教人不倦怠也。子贡曰：夫学道能不厌饱，是有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学道不厌也；
教人能不倦怠，是有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既以圣矣。孟子遂言夫圣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圣矣，是何所言也，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者，孟子常自谦，故言我往日窃闻之，有子夏、子游、子张三人，皆有圣人之一体，亦未得其全才；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但而微小者也。孟子言此是宜孙丑於前有夫子既圣矣乎而问之也。
“敢问所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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