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余论】《四书辨疑》：只以尽己为忠，义有未备。天下之事，亦有理所当隐不当尽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此亦尽己之谓，圣人未尝以忠直许之也。况尽己以实，只是一意，忠与信不可辨也。忠信理虽相近，要之自是两事。曾子分明说在两处，解者不可相混无别也。《语录》曰：“忠信只是一事。”又曰：“做一事说也得，做两事说也得。”此说意持两端，无真正可凭之理。盖忠当以心言，信当以言论。心无私隐之谓忠，言有准实之谓信。此乃忠信之别也。
黄氏《后案》：《注》谢说：“曾子专用心于内”，东发先生曰：“专用心于内，近时禅学之说耳。后有象山因谓今传于世者皆外入之学，非孔子之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皆谢氏之说也。”陆稼书谓省兼内外。内不欺于心，外不谬于事，皆当省诸身。专用心于内，非经恉也。诸书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为庄周，子贡之徒有鬼谷子而流为苏秦、张仪，本无确据。卽信有之，将邢恕之过必咎程子乎？谢说过矣。
【发明】《反身录》：贤如曾子，犹日三省。若在吾人，资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万绽，其所当省者，岂止于此？故必每日不论有事无事，自省此中能空凈不染乎？安闲恬定乎？脱洒无滞乎？视听言动能复礼乎？喜怒哀乐能中节乎？纲常伦理能不亏乎？辞受取予能当可乎？富贵贫贱能一视乎？得失毁誉能不动乎？造次颠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惧乎？习气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审，务要无入而不自得，纔是学问实际，否则便是自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考异】《释文》：“道”本或作“导”。皇本作“导”。宋高宗《石经》“敬”作“钦”，避翼祖讳。
【考证】朱子《四书或问》：此义疑马氏为可据。盖如马说，则八百家出车一乘；如包说，则八十家出车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牛马兵甲粮糗刍茭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给。然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同，疑孟子未尝尽见班爵分土之藉，特以传闻言之，故不能无少误。若《王制》则故非三代古书，其亦无足据矣。崔述《三代经界通考》：先儒惑于《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后抵牾，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出军之赋以曲解之。
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据也。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鞌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会，有甲车千乘。卫地与民非能十倍其初，晋地虽辟，岂能数倍于文公之世？然则贫故车少，富故车多，不尽称徒以造车，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晋之伐郑也，败其徒兵于洧上，车与徒分道以御敌，而初不必相参，则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则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
惟是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刘氏《正义》：案《注》包马异说。皇、邢《疏》如文释之，无所折衷。后人解此，乃多轇轕。从马氏则以千乘非百里所容，从包氏则以《周礼》为不可信。纷纷诘难，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鹗《求古录》说此最明最详，故备录之。其说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国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又言‘万乘之国，千乘之家。
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车万乘，百里出车千乘，十里出车百乘也。子产言‘天子一圻，列国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说。以开方之法计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国，计有万井。万井而出车千乘，则十井出一乘矣。若马氏说百井出一乘，则百里之国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与《孟子》不合。包氏合于《孟子》，是包氏为可据矣。哀十二年《公羊传注》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此一证也。
马氏之说，则据《司马法》。郑注《小司徒》亦引《司马法》云：‘井十为通，通三十家，为匹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贾《疏》：‘通九十夫之地，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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