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能不行焉，而非所措诸躬行者也，固不可谓之行也。于以修夫礼仪威仪之道，而凝之以待行焉，则行之有时矣，生今不能反古也；行之有位矣，贱不能自专也。唯其道之凝而品节之具在己也，居上而际乎有道，则以其所凝者行之；居下而际乎无道，则不能行而固凝焉。说夏而学殷、周，夫子固已凝之，而不信弗从，固未之行也。
要此以圣道之大者为言，而优优之大用，又必德位相资而后可行者。故于“精微”尽之，“中庸”道之，“新”知之，“礼”崇之，使斯道体验于己，而皆有其条理，则居上可以行，而为下则虽不行而固已凝矣。此子与颜渊论治，所以可损益四代之礼乐，而非以为倍，亦凝也而非行也。至于孔子作春秋，而行天子之事，则固在从心不逾矩之余，变化达天，而非君子修德凝道之所至。是以中庸言圣，必推其合天，言君子则但推其合圣，亦自然不可齐之分数也。
盖此章所谓道，与第十三章、十五章言“君子之道”者不同。此圣人尽性参天、创制显庸之大用，必时位相配，而后足以行。非犹夫子臣弟友，随地自尽之道，无日无地而可不行，则必以力行为亟也。知此，则饶、史之论，不足以存。而“道中庸”者，但颜子之拳拳服膺而即然，非必如大舜之用中于民；“崇礼”者，孔子之学三代而即然，非必周公之成德也。
三
“温故”者，乃寻绎其旧之所得，而以为非“道问学”之事，乃“尊德性”之功，此极不易理会。乃言旧所得，则行焉而有得于心者矣；而其所以有得者，岂非性之见功乎？章句以“时习”证此。“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似此境界，岂不是尊德性事？
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人心固有之知能，得学而适遇之者也。若性无此知能，则应如梦，不相接续。故曰“唯狂克念作圣”。念不忘也，求之心而得其已知已能者也。抑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此天之所与我者”。心官能思，所以思而即得，得之则为“故”矣。此固天之所与我者，而岂非性之成能乎？
以德之成性者言之，则凡触于事，兴于物，开通于前言往行者，皆天理流行之实，以日生其性者也。“继之者善”，而成之为性者，与形始之性也；成以为性，而存存以为道义之门者，形而有之性也。今人皆不能知此性。性以为德，而德即其性，“故”之为德性也明矣；奉而勿失，使此心之明者常明焉，斯其为存心而非致知也，亦明矣。
第二十八章
一
“考文”，只是辨其点画形似，若汉狱史以“止句”为“苛”，马援所论将军印篆错谬，宋人陕、失冉切，从夹。陕侯夹切，从夹。二州印文相乱之类，须与考定。然此又以建国之初，定一代之文者为言。如博古图所绘商器款识文字，尽与周异，质文之别，居然可见，皆周公于商之旧文所损益者多矣。或问引秦以小篆、隶书为法证此，极当。洪武正韵有御定“群”“昹” 等字，亦其遗意。若文已颁而或乱之，则虽非天子，亦得而纠正之也。
朱子语录谓“如‘大’徒盖切字唤作‘大 ’一驾切字”及东阳所云“名其字之声”者皆误。五方声音之不正，如闽、粤人呼“花”为敷巴切，“红”为房容切，北人呼“师”为商知切，“ 贼”为旬为切，虽圣人而在天子之位，亦无如之何也。 二
朱子语录分有位无德而不敢作礼乐为不自用，有德无位而不敢作礼乐为不自专，孔子不从夏、商为不反古，文义极顺。章句云“孔子不得位，则从周而已”，语有疵。在孔子之必从周者，以时也。孔子即大用于当时，亦不得擅改周制。必若周公居鼎革之际，方得成其制作之功。然无位而擅为斟酌损益，亦是自专。若能说夏礼，便纯用夏礼，既学殷礼，便纯用殷礼，方是反古。“非天子”一节，以见贱之不可自专，“今天下”一节，以见生今之不可反古。
下章言“上焉者”、“下焉者”，正从此分去。
第二十九章
章句云：“鬼神者，造化之迹也。”造化者天地之用，故黄洵饶“与天地同用”之言，甚为分晓。乃细玩章句，于“造化”下加一“迹”字，则又自造化之已然者而言之，而非但用与体之别。云“考”、云“质”、云“俟”，无殊其云“本”、云“征”、云“建”，则考之、质之、俟之者，皆君子也。质如“质成”之质，是君子尝以此道质正于鬼神矣。
天地之所以为道者，直无形迹。故君子之道：托体高明，便不悖于天之撰；流行不息，便不悖于天之序；立体博厚，便不悖于地之撰；安土各正，便不悖于地之理。然而天地之所见于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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