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不妨为改制之言，所谓改制者，犹令人之言变法耳，法积久而必变，有志之士，世不见用，莫不著书立说，思以其所欲变之法，传于后世，望其实行，自周秦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梨洲桴亭诸公皆然，亭林日知录明云，立言不为一时，船山黄书噩梦，读者未尝疑其僭妄，何独于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或疑孔子自言从周，何得变周从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从时王之制，至于著书立说，不妨损益前代颜子问为邦，
子兼取虞夏殷周以答之，此损益四代之明证，郑君解王制与周礼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证以爵三等岁三田，皆与公羊义合，此春秋从殷之明证，正如今人生于大清，衣冠礼节，必遵时制，若著书言法政，则不妨出入，或谓宜从古制，或谓宜采西法，圣人制法，虽非后学所敢妄拟，然自来著书者莫不知是，特读者习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胜，当救之以质，当时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见及之，春秋从殷之质，亦是此意，檀弓一篇，
三言邾娄，与公羊齐学同，而言礼多从殷，中庸疏引赵商问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两楹奠殡哭师之处，皆所法于殷礼，未必由周而云吾从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鲁与诸侯皆用周之礼法，非专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鲁衣逢掖之衣，何必纯用之，儒行疏案曲礼云，去国三世，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防叔奔鲁，至孔子五世，应用鲁冠，而犹著殷章甫冠者，以丘为制法之主，故有异于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礼，
不与寻常同也，且曲礼从新国之法，谓礼仪法用，未必衣服尽从也，案郑孔所言，足解从殷之惑，惟衣冠礼法是一类，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华可以相礼，两楹奠殡哭师于寝，盖当时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后王，可自为制法之主耳，谓春秋皆本鲁史旧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谓春秋皆用周时旧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论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惟汉人能实行斯义孔子手定六经，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学者，诵习其义，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实行其义，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惟汉人知春秋为汉定道，为能实行斯义，姑举数事证之，公羊之义大一统，路温舒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公羊之义，立子以贵不以长，光武诏曰，春秋立子以贵不以长，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
公羊之义，子以母贵，公孙瓒罪状袁绍曰，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无虚退之心，公羊之义大居正，袁盎曰，方今汉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公羊之义，天子尝娶于纪，故封之百里，恩泽侯表，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应劭曰，春秋天子将纳后于纪，纪本子爵也，故先褒为侯，
言王者不娶于小国，公羊之义，子尊不加于父母，郑玄伏后议帝皇后父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礼，及皇后在离宫，拜如子礼，公羊之义，昏礼不称主人，不称母，母不通也，杜邺曰，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公羊之义，褒仪父，贬无骇，李固曰，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公羊之义，三公之职号，尊名也，翟方进曰，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海内无不统焉，公羊之义，昭公出奔，
国当绝，匡衡曰，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公羊之义，善善及子孙，成帝封丙吉孙诏曰，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义也，公羊之义，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陈忠曰，先圣人缘人情以著其节，制报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三年不呼其门，公羊之义，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御史大夫张汤劾徐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以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公羊之义讥世卿，乐恢曰，世卿持禄，春秋所戒，
公羊之义，原情定罪，霍曰，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公羊之义，入臣无将，胶西王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公羊之义，三年一，五年一，张纯曰，春秋传曰，大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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