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形言之为科斗，指体即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晋王隐谓科斗文者，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故俗名之为，段玉裁据此，以科斗文，乃晋人里语，孔叙尚书乃有科斗文字之称，其伪显然，考郑君书赞，已云科斗书，则段说未确。案钟鼎文无头粗尾细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说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则古文科斗之说，乃东汉古文家自相矜炫，郑君信其说而著之书赞，伪孔又信郑说而著之书序也，王氏知古文之伪，不知今文之真，其并疑今文，在误以宋儒之义理，
准古人之义理，以后世之文字，绳古人之文字，苏轼疑顾命不当陈设吉礼，赵汝谈疑洪范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尧典禹贡洪范吕刑甘誓盘庚酒诰费诸篇。见容齐三等。书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独创，特王氏于尚书篇篇献疑，金履祥等从而和之，故其书在当时盛行，而受后世之掊击最甚，平心而论，疑经改经，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经为圣人手定，王氏诗疑，删郑卫诗，窜改雅颂，僭妄太甚，书疑犹可节取。
论刘逢禄魏源之解尚书多臆说不可据今古文之兴废，皆由公羊左氏为之转关，前汉通行今文，刘歆议立左氏春秋，于是牵引古文尚书毛诗逸礼诸书，以为之佐，后汉虽不立学，而古文由此兴，今文由此废，以后直至国朝诸儒，昌明汉学，亦止许郑古文，及孔广森专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学，阳湖庄氏，乃推今春秋公羊义并及诸经，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继之，而三家尚书三家诗，皆能绍承绝学，凌曙陈立师弟陈寿祺乔枞父子，各以心得，著为专书，二千余年之坠绪，
得以复明，十四博士之师传，不至中绝，其有功于圣经甚大，实亦由治公羊春秋，渐通诗书易礼之今文义也，常州学派蔚为大宗，龚自珍诗所谓秘纬户户知何休者，盖公羊之学为最精，而其说尚书则有不可据者，刘逢禄书序述闻多述庄先生说，不补舜典，不信逸书，所见甚卓，在江孙王诸家之上，而引论语国语墨子以补汤誓，以多士多方为有错简而互易之，自谓非取蹈宋人改经故辙，而明明蹈其故辙矣，盘庚以咸造勿为古文Ａ１０，微子以刻子读为亥子，
洪范序以立武庚目为句，谓已当作祀，洛诰以王宾杀为句，咸格王为句，入太室为句，谓杀当为秉，秉即奉璋也，顾命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为句，爰者扶掖之名，毕命序以康王命作册为句，毕分居里成周郊为句，谓毕终也，周公成王未竟之业至康王始毕之，皆求新而近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数之，与今文古文皆不合，至于不信周公居摄之说，以孙卿为诬圣乱经，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传为街谈巷议，
不用孟津观兵之义，以马迁为齐东野人，横暴先儒，任意武断，乃云，汉儒诬之于前，宋儒乱之于后，其实庄氏所自矜创获，皆阴袭宋儒之余唾，而显背汉儒之古训者也，孙卿在焚书之前，伏生为传经之祖，太史公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乃以理断之，谓皆不可信，宋儒之说，独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庄氏之说，又可信乎，刘逢禄虽尊信之，宋翔凤龚自珍皆不守其说，魏源尊信刘逢禄，其作书古微痛斥马郑，以扶今文，实本庄刘，更参臆说，补汤誓，
本庄氏，补舜典汤诰牧誓武成，则庄氏所无，周诰分年集证，将大诰至洛诰之文，尽窜易其次序，与王柏书疑无以异，以管叔为嗜酒亡国，则虽宋儒亦未敢为此无据之言，而于金未敢训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后半篇不如从马郑说，西汉今文，千得岂无一失，东汉古文，千失岂无一得，则其解经并无把握，何怪其是未师而非往古乎，解经但宜依经为训，庄刘魏皆议论太畅，此宋儒说经之文，非汉儒说经之文，解经于经无明文者，必当阙疑，庄刘魏皆立论太果，此宋儒武断之习，非汉儒矜慎之意也。
论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皇极经世竹书纪年所载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据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共和，为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曰，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孔子，锡瑞案太史公于共和以前，
但表其世，自黄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后，始表其年，自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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