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以纬证经，正与鲁韩说合，齐诗既多同纬说，其不得有异义可知，欧阳曰，关雎，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晁说之诗说，谓齐鲁韩三家以关雎皆为康王诗，其说不误。
论关雎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关雎为正风之首孔子定诗之义汉人已明言之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无传之者，后卒亡于北宋，仅存外传，亦非完帙，于是三家古义尽失，言诗者率以关雎刺诗为三家诟病，谓误以正诗为刺诗，违诗人之本旨。吕祖谦曰，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其意盖以关雎为正风之首，不得以刺诗当之也，锡瑞案以汉人之说考之，三家并非不知关雎为正风之首者，太史公习鲁诗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
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纣之杀也嬖妲已，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刘向习鲁诗者也，列女传曰，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新女}亡也以妲已，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关雎鸠之鸟，
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鲁诗者非不知也，匡衡习齐诗者也，其上疏云，臣有闻之师曰，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荀爽习齐诗者也，其对策曰，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齐诗者亦非不知也，
韩诗外传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繁，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
子夏喟然欢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鼓乐之，案韩诗论关雎义尤闳大，何以又有关雎刺时之说，岂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为误，岂一家误而两家亦从而误乎，汉志言取春秋采杂说，非其本义，鲁最近之，然则齐韩有误，鲁不应误，何以鲁诗明言关雎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乎，诗有本义，有旁义，如汉志说三家容有采杂说，以旁义为正义者，而开宗明义，必不致误，然则以为正风之始，又以为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义而非旁义，刺康王晏朝，
诗人作诗之义也，为正风之始，孔子定诗之义也，安见既为刺诗，遂不可以为正风而冠全诗乎，张超曰，防微消渐，讽谕君父，此作诗之义，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时之义，据汉人之遗说，不难一以贯之，后人疑其所不当疑，开章第一义已不能通，又何足与言诗。
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亦孔子所定解此乃无疑于合乐关雎工歌鹿鸣孔子删定六经，则定诗之四始，亦必出于孔子，自汉以后，经义湮废，读孔子之书者，必不许孔子有定六经之事，而以删定六经之功，归之周公，于是六经之旨大乱而不能理，诗之四始，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自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皆歌文王之德，为后世法，亦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然考汉以前古义，惟文王清庙是言文王，
且是周公称美文王，有明文可据，而关雎鹿鸣无明文，吕氏春秋曰，周公作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汉书翼奉传曰，周公作诗，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世说新语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是文王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尚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刘向传曰，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
其诗云，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庙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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