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六笙诗本不列于诗，故史记汉书皆云三百五篇，王式云，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雾，尚书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则三百十一篇，与古说皆不合，盖笙诗本有声无辞。如金奏下管，皆乐歌而非诗。以金奏肆夏樊遏渠为时迈，执竞思文下管新宫为斯干，象为维肖，皆非是，豳雅豳颂，亦不敢强为之说。毛以六笙诗人诗非，郑俗改什尤非，采薇出车大杜，为宣王诗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汉书马融传盐铁论潜夫论古今人表，文王时无南仲，
宣王时有南仲，然则出车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也，出车云，王命南仲，即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诗列于文王时，尤篇次之误者，若郑笺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为刺厉王，疏以为出鲁诗，鲁诗以黍离为卫公子寿所作，当入卫风，不入王风，足见汉人所传之诗次序，不尽与毛诗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见，至于世次，则孔疏于卫风已云，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于郑风引郑答赵商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录其第，录者，直录其义而已，如志之言，
则作序乃始杂乱，是毛诗次第之不可据，郑孔皆明言之，郑君时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诗之误也，郑谱，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诗，左氏襄二十九年传为季札歌小雅，服虔注云，自鹿鸣至菁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无成王之诗传，又云，为之歌大雅，服虔注云，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是为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苇既醉凫为武王之诗，与郑谱不同，略可考见三家诗之世次。
论迹熄诗亡说者各异据三家诗变风亦不终于陈灵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赵注以颂声不作为亡，朱注以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为亡，郑诗谱曰，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谱疏引服虔云，风不称周而称王者，犹尊之，犹春秋王人列于诸侯之上，在风则已卑矣，范宁梁集解序曰，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作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陆德明谓平王东迁，
政遂微弱，诗不能复雅，下列称风，孔颖达谓王爵虽在，政教才行于畿内，化之所及与诸侯相似也，风雅系政广狭，王爵虽尊，犹以政狭入风，据此数说，降王于国风而雅亡，其说不始于朱子也，而宋人说诗亡多兼风雅言之，苏辙曰，诗止于陈灵，而后孔子作春秋，吕祖谦曰，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犹懔懔焉，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王应麟曰，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小雅尽废，有宣王焉，春秋可以无作也，王风不复雅，君子绝望于平王矣，
然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盖懔懔焉，击鼓之诗，以从孙子仲为怨，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无衣之诗，待天子之命然后安，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更齐宋晋秦之霸，未尝无诗，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鲁有颂而周益衰，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而楚讨之，中国为无人矣，春秋所以作与，据此数说，是诗亡兼变风言之，而变风终于陈灵，去春秋始于隐已远，年代殊不相合，魏源曰，王朝变雅与王国民风，并亡于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
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谓东迁而雅降为风，则春秋胡不始于平王之初年而始于末年，观抑诗作于平王三十余年之后，彼都人士王风皆作于东迁后春秋前，故变雅王风一日不亡，则春秋一日不作，盖东迁之初，卫武公与晋文侯为王卿士，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蛮方，王纲尚未解纽，列国陈诗，庆让之典尚存，及卫武晋文俱殁，平王晚政益衰，仅以守府虚名于上，王迹荡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诗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列国变风，
下逮陈灵，是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观齐风终于襄公，唐风终于献公，而桓文创伯反无一诗，则知桓文陈其先世之风于王朝，而卫终于木瓜，美齐桓者，亦齐伯所陈，以著其存卫之功，秦之渭阳，曹之候人，皆与晋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词，秦之驷铁无衣，又有勤王之烈，陈灵株林则楚庄存陈之盛举，而郑则二伯所必争，盖亦伯者所代陈矣，虽有伯者陈诗之事，而无王朝巡守述职庆让黜陡之典，陈诗与不陈何异，岂能以伯者虚文当王者之实政乎，
故以王风居列国之终，郑谱以王风居终，示风终于平王，与雅亡同也，故春秋始于王风二雅所终之年，明王迹已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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