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颂磬非颂器之声，王质引周礼，又不用周礼之义，改乱古注，以就其说，宋人习气固无足怪，而周礼亦不可为据，汉人古说自周礼外，无言豳雅豳颂者，自周礼毛传外，无言赋比兴者，郑注孔疏，强为傅会，而心不能无疑，宋人又不信注疏，而各自为说，实则皆如孔广森之论尚书，孔蔡谬悠，议瓜骊山，良无一是者也，周礼一书，与诸经本不相通，后人信之，反乱经义，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礼太卜，有连山归藏周易为三易，后人不求明易，
而争论连山归藏，于是有伪连山归藏，孔子所定之书，尚书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书，后人不求明书，而争论三皇五帝之书，于是有伪三坟书，孔子所定之诗，风雅颂是也，周礼有武比兴豳雅颂，后人不求明诗，而争论赋比兴豳雅颂，此等皆无裨经义，其真其伪，其是其非，可以不论，治经者先扫除一切单文孤证疑似之文，则心力不分，而经义易晰矣。
论南陔六诗与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内洪迈容斋续笔曰，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采蘩，切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
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歌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则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补亡六篇，不可作也，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纳夏，
工歌文王大明绵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之，若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锡瑞案洪说是也，汉初史迁王式诸人皆云诗三百五篇，无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数六笙诗甚明，毛诗故训传不以六笙诗列什数，则序云有其义而亡其辞，亡字当读有无之无，郑君以为亡逸之亡，笺云，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
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自郑君为此说，陆德明孔颖达成伯，皆以为诗三百十一篇，与汉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礼钟师注引春秋传，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与文王鹿鸣俱称三，谓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诗也，国语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谓三夏矣，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亻竟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
言遂于大位，谓王位也，故时迈曰，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故执亻竟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福禄来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案吕说盖以时迈思文，
皆有时夏之文，而执竞一篇在其间，故据以当三夏，其说近傅会，郑君不从，是也，特以为颂之族类，乐崩亦从而亡，则犹未知金奏与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颂不能具也。
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史记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孔子之时，诗无不入乐矣，汉书曰，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则孔子之前，诗无不入乐矣，墨子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则孔子之后，诗无不入乐矣，诗之入乐有一定者，有无定者，如乡饮酒礼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乡射礼合乐同，
燕礼间歌歌乡乐，与乡饮酒礼同，大射歌鹿鸣三终，左氏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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