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郭璞云：“又为端绪。”然则此言绪者，举一经之端绪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释经指，使义理著明也。言非但制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近古皆谓康成。而晋魏之朝无有此说。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晋末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於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至魏、齐则立学官，著作律令。
盖由虏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经非郑玄所注，其验有十二焉。据郑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至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诚，乃注《周易》”，都无注《孝经》之文，其验一也。郑君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所注述及应对时人，谓之《郑志》，其言郑所注者，唯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注《孝经》，其验二也。
又《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五经之外，有《中候》、《书传》、《七政论》、《乾象历》、《六艺论》、《毛诗谱》、《答临硕难礼》、《驳许慎异议》、《释废疾》、《发墨守》、《箴膏盲》、《答甄守然》等书，寸纸片言，莫不悉载，若有《孝经》之注，无容匿而不言，其验三也。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记》，唯载《诗》、《书》、《礼》、《易》、《论语》，其言不及《孝经》，其验四也。赵商作《郑玄碑铭》，具称其所注笺驳论，亦不言注《孝经》。
晋中经薄《周易》、《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凡九书，皆云郑氏注，名玄；至於《孝经》，则称郑氏解，无“名玄”二字，其验五也。《春秋纬·演孔图》注云：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其《春秋经》则有评论。宋均《诗谱序》云：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弟子，师有注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唯有评论，非玄所注时明，其验六也。
又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予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又为之注者，泛辞耳，非事实。其叙《春秋》亦云“玄又为之注”，宁可复责以实注《春秋》乎？其验八也。后汉史书存於代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无《孝经》；唯范氏书有《孝经》，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
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注书，好发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辩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经注》者，其验十二也。凡此证验，易为讨核，而代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后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於世。观言语鄙陋，义理乖谬，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至《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甚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被流行。
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此书更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故开元七年敕议之际，刘子玄等议，以为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旨焕发，校其短长，必谓行孔废郑，於义为允。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作。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
唯荀昶、范晔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玄，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虽数处小有非稳，实亦未爽经言。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时，有见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必非宣尼正说。案其文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经典。
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已下’别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连上之辞，既是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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