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叙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於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於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於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顾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远，刘氏所谓《七略》、《别录》之书，久已失传；（《唐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复见矣。）所可推者，独班固《艺文》一志。而樵书首讥班固，凡所推论，有涉於班氏之业者，皆过为贬驳之辞。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昔殊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独《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於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又其议论过於骏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阐向、歆术业，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为《通志》，《艺文》、《金石》、《图谱》诸略，牴牾错出，与其所讥前人著录之谬，未始径庭，此不揣本而齐末者之效也。又其论求书之法，校书之业，既详且备。然亦未究求书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书以后，图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郑氏所未遑暇。盖其涉猎者博，又非专门之精，钜编鸿制，不能无所疏漏，亦其势也。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学术渊源，有所釐别。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宗刘第二

互著第三

别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补郑第六

校雠条理第七

著录残逸第八

藏书第九

原道第一

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右一之一

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於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刘第二

《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本纪为经，而志表传录，亦如左氏传例之与为终始发明耳。故刘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后，而班固叙例亦云，作春秋考纪十二篇，明乎其继《春秋》而作也。他如仪注乃《仪礼》之支流，职官乃《周官》之族属，则史而经矣。谱牒通於历数，记传合乎小说，则史而子矣。凡此类者，即於史部叙录，申明其旨，可使六艺不为虚器，而诸子得其统宗，则《春秋》家学，虽谓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后世不传。得辨名正物之意，则颜氏《匡谬》，丘氏《兼明》之类，经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汉无传。得尚俭兼爱之意，则老氏贵啬，释氏普度之类，二氏中有墨家矣。讨论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别者也。

──右二之三

汉、魏、六朝著述，略有专门之意。至唐宋诗文之集，则浩如烟海矣。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於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於叙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隋唐以来之编次，皆非也。然类书之体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择其近似者，附其说於杂家之后，可矣。

──右二之五

钞书始於葛稚川。然其体未杂，后人易识别也。唐后史家，无专门别识，钞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艺文史部，创为史钞一条，亦不得已也。嗣后学术，日趋苟简，无论治经业史，皆有简约钞撮之工；其始不过便一时之记忆，初非有意留青；后乃父子授受，师弟传习，流别既广，巧法滋多；其书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强编甲乙；弊至近日流传之残本《说郛》而极矣。其书有经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还其部次，则篇目不全；若自为一书，则义类难附。凡若此者，当自立书钞名目，附之史钞之后，可矣。

──右二之六

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锺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於揣摩诵习。而后人嗣起，囿於见闻，不能自具心裁，深窥古人全体，作者精微，以致相习成风，几忘其为尚有本书者，末流之弊，至此极矣。然其书具在，亦不得而尽废之也。且如《史记》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录矣。明茅坤、归有光辈，复加点识批评，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点识批评矣，岂可复归正史类乎？谢枋得之《檀弓》，苏洵之《孟子》，孙鑛之《毛诗》，岂可复归经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岂复有通经习史之意乎？编书至此，不必更问经史部次，子集偏全，约略篇章，附於文史评之下，庶乎不失论辨流别之义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复《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乌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别其流，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於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於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

──右三之一

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颜注也。）《七略》於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於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郑樵能讥班固之胸无伦次，而不能申明刘氏之家法，以故《校雠》一略，工诃古人而拙於自用；即矛陷盾，樵又无词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录之创为《金石》、《图谱》二略，与《艺文》并列而为三，自郑樵始也。就三略而论之，如《艺文》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之属凡若干种，而《金石略》中无石经；岂可特著金石一略，而无石经乎？诸经史部内所收图谱，与《图谱略》中互相出入，全无伦次。以谓钜编鸿制，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艺文》传记中之祥异一条，所有地动图、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之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之忠列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此何说也？盖不知重复互注之法，则遇两歧牵掣之处，自不觉其牴牾错杂，百弊丛生；非特不能希踪古人，即仅求寡过，亦已难矣。

──右三之三

若就书之易淆者言之，经部《易》家与子部之五行阴阳家相出入，乐家与集部之乐府、子部之艺术相出入，小学家之书法与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职官与故事相出入，谱牒与传记相出入，故事与集部之诏奏议相出入，集部之词曲与史部之小说相出入，子部之儒家与经部之经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货与子部之农家相出入，非特如郑樵之所谓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五类，与诗话、文史之二类，易相紊乱已也。若就书之相资者而论，《尔雅》与《本草》之书相资为用，地理与兵家之书相资为用，谱牒与历律之书相资为用，不特如郑樵之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於卜筮，《洪范》藏於五行已也。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牴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类盖亦广矣。

──右三之四

别类叙书，如列人为传，重在义类，不重名目也。班、马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如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殖》，则互见也。《儒林传》之董仲舒、王吉、韦贤，既次於经师之篇，而别有专传。盖以事义标篇，人名离合其间，取其发明而已。部次群书，标目之下，亦不可使其类有所阙，故详略互载，使后人溯家学者，可以求之无弗得，以是为著录之义而已。自列传互详之旨不显，而著录亦无复有互注之条，以至《元史》之一人两传，诸史《艺文志》之一书两出，则弊固有所开也。

──右三之五

别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於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於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大戴记》收之，则时令而入於《礼》矣。《小尔雅》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合之，则小学而入於子矣。然《隋书》未尝不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未尝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而《孔丛子》、《大戴记》之书，又未尝不兼收而并录也。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尔。非真有见於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当重复者，有不当重复者。《汉志》以后，既无互注之例，则著录之重复，大都不关义类，全是编次之错谬尔。篇次错谬之弊有二，一则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也；一则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也。欲免一书两入之弊，但须先作长编，取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之，详注一书源委於其韵下；至分部别类之时，但须按韵稽之，虽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书，一无犯复矣。至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之弊，则当深究载籍，详考史传；并当历究著录之家，求其所以同异两称之故，而笔之於书，然后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来学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之称《道德经》，《庄子》之称《南华经》，《屈原赋》之称《楚词》，盖古人称名朴，而后人入於华也。自汉以后，异名同实，文人称引，相为吊诡者，盖不少矣。《白虎通德论》删去德论二字，《风俗通义》删去义字，《世说新语》。删去新语二字，《淮南鸿烈解》删去鸿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不称《吕氏春秋》，而但曰《吕览》。盖书名本全，而援引者从简略也。此亦足以疑误后学者也。郑樵精於校雠，然《艺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复有《曹大家集》，则一人而误为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据，然《郡斋》一志，张君房《脞说》，而题为张唐英，则二人而误为一人矣。此则人名字号之不一，亦开歧误之端也。然则校书著录，其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於姓名之下，庶乎无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补郑第六

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馀所论，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书，则可矣。如云古书虽亡而实不亡，谈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书，则又采辑补缀之成法，不特如郑樵所论已也。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於群书者，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於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今按纬候之书，往往见於《毛诗》、《礼记》注疏及《后汉书》注；汉魏杂史，往往见於《三国志》注；挚虞《流别》及《文章志》，往往见於《文选》注；六朝诗文集，多见采於《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唐人载籍，多见采於《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一隅三反，充类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

──右六之二

郑樵论书，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后世者，以为《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於隋，谓唐人能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以求之之功，是则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书之全缺，则恐不可尽信也。且如应劭《风俗通义》，劭自序实止十卷，《隋书》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为之离析篇第，其书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传《风俗通义》，乃属不全之书，岂可遽以卷帙多寡定书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雠条理第七

郑樵论求书遣官、校书久任之说，真得校雠之要义矣。顾求书出於一时，而求之之法，亦有善与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见奇书秘策之必无遗逸也。夫求书在一时，而治书在平日。求书之要，即郑樵所谓其道有八，无遗议矣。治书之法，则郑樵所未及议也。古者同文称治；汉制，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民，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容有与中书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学字体言之也。若纪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肆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脞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徵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於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讬於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奇邪不衷之说，淫诐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此为治书之要，当议於求书之前者也。（书掌於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然数千年无行之者，一旦为之，亦自不易。学官难得通人，馆阁校雠未必尽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则窒碍难行，甚或渐启挟持讹诈、骚扰多事之渐，则不但无益而有损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时难行，而不存其说也。）

──右七之一

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夫太常领博士，今之国子监也。太史掌图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书不特中秘之谓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雠书，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而其校雠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近代校书，不立专官，众手为之，限以程课，画以部次，盖亦势之不得已也。校书者，既非专门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则校雠之法，不可不立也。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於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而坐收於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

──右七之三

古人校雠，於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班固并省刘歆《七略》，遂使著录互见之法，不传於后世；然亦幸而尚注并省之说於本文之下，故今犹得从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顾刘氏之原文，今日虽欲复刘歆之旧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於诸子之外者，诸子立言以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虚理实事，义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类矣。南宋郑寅《七录》，犹以艺、方技为三门，盖亦《七略》之遗法。然列其书於子部可也；校书之人，则不可与诸子同业也。必取专门名家，亦如太史君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之例，乃可无弊。否则文学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语言，而术业之误，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著录残逸第八

凡著录之书，有当时遗漏失载者，有著录残逸不全者。《汉书艺文志》注，卷次部目，与本志不符；颜师古已云“岁月久远，无由详知”矣。今观萧何律令、叔孙朝仪、张霸《尚书》、尹更始《春秋》之类，皆显著纪传，而本志不收。此非当时之遗漏，必其本志有残逸不全者矣。《旧唐书经籍志》集部内，无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之文，又无杜甫、李白、王维、白居易之诗，此亦非当时之遗漏，必其本志有残逸不全者矣。校雠家所当历稽载籍，补於艺文之略者也。

藏书第九

孔子欲藏书周室，子路以谓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与谋，说虽出於《庄子》，然藏书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匮之书，成百三十篇，则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然则书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谓道藏、佛藏已也。郑樵以谓性命之书，往往出於道藏，小说之书，往往出於释藏。夫儒书散失，至於学者已久失其传，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为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丛刹；然则尼山、泗水之间，有谋禹穴藏书之旧典者，抑亦可以补中秘之所不逮欤？

卷二

补校汉艺文志第十

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

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

补校汉艺文志第十

郑樵校雠诸论，於《汉志》尤所疏略，盖樵不取班氏之学故也。然班、刘异同，樵亦未尝深考，但讥班固续入扬雄一家，不分伦类而已。其刘氏遗法，樵固未尝讨论；而班氏得失，樵议亦未得其平允。夫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而樵著《校雠》之略，不免疏忽如是；盖创始者难为功尔。今欲较正诸家著录，当自刘《略》、班《志》为权舆也。

──右十之一

郑樵以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刘《略》、班《志》不收，以为刘、班之过；此刘氏之过，非班氏之过也。刘向校书之时，自领《六艺》、《诸子》、《诗赋》三略，盖出中秘之所藏也。至於《兵法》、《术数》、《方技》，皆分领於专官；则兵、术、技之三略，不尽出於中秘之藏，其书各存专官典守，是以刘氏无从而部录之也。惟是申、韩家言，次於诸子，仲舒治狱，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当时不责成於专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遗憾也。班氏谨守刘《略》遗法，惟出刘氏之后者，间为补缀一二；其馀刘氏所不录者，东京未必尽存，《艺文》佚而不载，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於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韩婴诗传引荀卿《非十子》，并无讥子思、孟子之文。）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於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之所及也。然立法创始，不免於疏，亦其势耳。如《封禅群祀》入礼经，《太史公书》入《春秋》，较之后世别立仪注、正史专门者，为知本矣。《诗赋》篇帙繁多，不入《诗经》，而自为一略，则叙例尚少发明其故，亦一病也。《诸子》推本古人官守，当矣。《六艺》各有专官，而不与发明，岂为博士之业所误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徒善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则任宏之校《兵书》，李柱国之校《方技》，庶几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称是。故刘《略》、班《志》，不免贻人以口实也。夫《兵书略》中孙、吴诸书，与《方技略》中内外诸经，即《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谓形而上之道也。《兵书略》中形势、阴阳、技巧三条，与《方技略》中经方、房中、神仙三条，皆著法术名数，所谓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后，体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学者，观其部录，亦可了然而窥其统要，此专官守书之明效也。充类求之，则后世之仪注，当附《礼》经为部次，《史记》当附《春秋》为部次；纵使篇帙繁多，别出门类，亦当申明叙例；俾承学之士，得考源流，庶几无憾。而刘、班承用未精，后世著录，又未尝探索其意，此部录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兵书》、《方技》之部次，既以专官而能精矣。《术数》亦领於专官，而谓不如彼二略，岂太史尹咸之学术，不逮任宏、李柱国耶？答曰：此为刘氏所误也。《术数》一略，分统七条，则天文、历谱、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则阴阳、蓍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历谱当附《春秋》为部次，五行当附《尚书》为部次；纵使书部浩繁，或如诗赋浩繁离《诗经》而别自为略，亦当申明源委於叙录之后也。乃刘氏既校六艺，不复谋之术数诸家，故尹咸无从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则后世天文、地理之专门书也。自立门类，别分道法，大纲既立，细目标分，岂不整齐而有当乎？

──右十之五

天文则宣夜、周髀、浑天诸家，下逮安天之论，谈天之说，或正或奇，条而列之，辨明识职，所谓道也。《汉志》所录泰一、五残星变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地理则形家之言，专门立说，所谓道也。《汉志》所录《山海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以此二类，专门部勒，自有经纬，而尹咸概收术数之篇，则条理不审之咎也。（《山海经》与相人书为类，《汉志》之授人口实处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险易，关塞边防，则与兵书形势之条相出入矣。若主阴阳虚旺，宅墓休咎，则与《尚书》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门类，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务要於全，则又重复、互注之条，不可不讲者也。任宏《兵书》一略，郑樵称其最优。今观刘《略》重复之书，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绝无其例。是则互注之法，刘氏且未能深究，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删并之，可胜惜哉？

──右十之七

后世法律之书甚多，不特萧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后世故事之书甚多，不特张苍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论治之书，若《吕氏春秋》，（《汉志》入於杂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后世会典会要之属。）贾谊、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论治体。《汉志》入於儒家类矣。）诸家之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例以义起，斟酌损益，惟用所宜；岂有读者录部次，而不能考索学术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汉志》失载律令章程，固无论矣。假令当日必载律令章程，就刘、班之《七略》类例，宜如何归附欤？答曰：《太史公书》之附《春秋》，《封禅群祀》之附《礼经》，其遗法也。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后，章程本当别立政治一门，《汉志》无其门类；然《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皆属故事之书，而刘、班次於诸子儒家，则章程亦必附於此矣。大抵《汉志》疏略，由於书类不全，勉强依附；至於虚论其理与实纪其迹者，不使体用相资，则是《汉志》偶疏之处；（《礼经》、《春秋》。《兵书》、《方技》便无此病。）而后世之言著录者，不复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郑樵议章程律令之不载《汉志》，以为刘、班之疏漏；然班氏不必遽见西京之全书，或可委过於刘《略》也。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则班氏方据以为《艺文》之要删，岂得谓之不见其书耶？此乃后世目录之鼻祖，当时更无其门类，独不可附於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叙录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著录之为道也，即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长也。又云：“敫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此又后世著录，纷拏不一之弊也。然则凡以名治之书，固有所以附矣。（后世目录繁多，即可自为门类。）

──右十之十

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

郑樵讥班固叙列儒家，混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为一，总谓扬雄所叙三十八篇，谓其胸无伦类，是樵之论笃矣。至谓《太玄》当归《易》类，《法言》当归诸子，其说良是。然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是《乐》与《箴》，本二书也；樵误以为一书。又谓“《乐》、《箴》当归杂家”；是樵直未识其为何物，而强为之归类矣。以此讥正班固，所谓楚失而齐亦未为得也。按《乐》四未详。《箴》则《官箴》是也；在后人宜入职官，而《汉志》无其门类，则附官《礼》之后可矣。

──右十一之一

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窜入也。郑樵深恶班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亦如以《汉》志书为班彪、曹昭所终始，而《古今人表》则谓固所自为者惟此；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按《司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权谋中，而入於《礼》。”樵固无庸存疑似之说也。第班《志》叙录，称《军礼司马法》，郑樵删去“军礼”二字，谓其入礼之非；不知《司马法》乃周官职掌，如考工之记，本非官礼，亦以司空职掌，附著《周官》，此等叙录，最为知本之学。班氏他处未能如是，而独於此处能具别裁；樵顾深以为讥，此何说也？第班氏入於《礼》经，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复著录，未尽善也。当用刘向互见之例，庶几礼家不为空衍仪文，而兵家又见先王之制，乃两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与今本不同。班氏仅称《太公》，并无兵法二字，而郑樵又增益之，谓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观班固自注：“尚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权谋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诸家。”则刘氏《七略》，本属两载，而班固不过为之删省重复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强收於道也。（注省者，刘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刘录於此，而班录於彼也。如《司马法》，刘氏不载於《礼》，而班氏入之。则於《礼》经之下注云，入《司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刘《略》既载於道，又载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权术，皆本於道，先儒论之备矣。刘《略》重复互载，犹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意也。发明学术源流之意。况二百三十七篇之书，今既不可得见，郑樵何所见闻而增删题目，以谓止有兵法，更无关於道家之学术耶？

──右十一之二

郑樵讥《汉志》以《世本》、《战国策》、《秦大臣奏事》、《汉著记》为《春秋》类，是郑樵未尝知《春秋》之家学也。《汉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体，故四书从而附入也。且如后世以纪传一家，列之正史，而编年自为一类，附诸正史之后。今《太史公书》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讥之矣。至於国别之书，后世如三国、十六国、九国、十国之类，自当分别部次，以清类例。《汉志》书部无多，附著《春秋》，最为知所原本。又《国语》亦为国别之书，同隶《春秋》，樵未尝讥正《国语》，而但讥《国策》，是则所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汉著记》，则后世起居注之类，当时未有专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后史当归故事，而《汉志》亦无专门，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则当入於历谱，《汉志》既有历谱专门，不当犹附《春秋》耳；然历谱之源，本与《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刘歆、任宏重复著录之理推之，《战国策》一书，当与兵书之权谋条，诸子之纵横家，重复互注，乃得尽其条理。《秦大臣奏事》，当与《汉高祖传》、《孝文传》（注称论述册诏。）诸书，同入《尚书》部次；盖君上诏诰，臣下章奏，皆《尚书》训诰之遗；后世以之搀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当视此。

──右十一之四

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

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竟源流，於是特著《校雠》之略；虽其说不能尽当，要为略见大意，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樵志以后，史家积习相沿，舛讹杂出；著录之书，校樵以前其失更甚；此则无人继起，为之申明家学之咎也。明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其书之得失，别具论次於后。特其《纠缪》一卷，讥正前代著录之误，虽其识力不逮郑樵，而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节取者焉。其纠《汉志》一十三条，似亦不为无见；特竑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於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而观其所议，乃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此则可谓簿记守成法，而不可为校雠家议著作也。今即其所举，各为推论，以进於古人之法度焉。

──右十二之一

焦竑以《汉志》、《周书》入《尚书》为非，因改入於杂史类。其意虽欲尊经，而实则不知古人类例。按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周书》即《尚书》也。刘氏《史通》述《尚书》家，则孔衍《汉魏尚书》，王卲《隋书》，皆次《尚书》之部。盖类有相仍，学有所本；六艺本非虚器，典籍各有源流；岂可尊麒麟而遂谓马牛不逮走部，尊凤凰而遂谓燕雀不隶飞部耶？

──右十二之二

焦竑以《汉志》、《尚书》类中《议奏》四十二篇入《尚书》为非，因改入於集部。按议奏之不当入集，已别具论，此不复论矣。考《议奏》之下，班固自注：“谓宣帝时石渠论也。韦昭谓石渠为阁名，於此论书。”是则此处之所谓议奏，乃是汉孝宣时，於石渠阁大集诸儒，讨论经旨同异，帝为称制临决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属也。以其奏御之篇，故名奏议；其实与疏解讲义之体相类。刘、班附之《尚书》，宜矣。焦竑不察，而妄附於后世之文集，何其不思之甚邪？（秦大臣奏事附於《春秋》，此为刘、班之遗法也。）

──右十二之三

焦竑以《汉志》、《司马法》入《礼》为非，因改入於兵家。此未见班固自注，本隶兵家，经班固改易者也。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四

焦竑以《汉志》、《战国策》入《春秋》为非，因改入於纵横家。此论得失参半，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五

焦竑以《汉志》、《五经杂议》入《孝经》为非，因改入於经解。其说良允。然《汉志》无经解门类，入於诸子儒家，亦其伦也。

──右十二之六

焦竑以《汉志》、《尔雅》、《小尔雅》入《孝经》为非，因改入於小学。其说亦不可易。《汉志》於此一门，本无义理，殆后世流传错误也。盖《孝经》本与小学部次相连，或缮书者误合之耳。《五经杂议》与《尔雅》之属，皆缘经起义，类从互注，则益善矣。（经解、小学、儒家三类。）

──右十二之七

焦竑以《汉志》、《弟子职》入《孝经》为非，因归还於《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别出之法，其说已见於前，不复置论。惟是弟子之职，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传成法，辑管子者，采入其书。前人著作，此类甚多。今以见於《管子》，而不复使其别见专门；则《小尔雅》亦已见於《孔丛子》，而焦氏不还《孔丛》，改归小学，又何说耶？然《弟子职》篇，刘、班本意，附於《孝经》与附於小学，不可知矣。要其别出义类，重复互注，则二类皆有可通。至於《六艺略》中，《论语》、《孝经》小学三门，不入六艺之本数；则标名六艺，而别种九类，乃是经传轻重之权衡也。

──右十二之八

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存见於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礼记》而已。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源委，而使会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叙天文之书，当取《周官》保章，《尔雅释天》，邹衍言天，《淮南》天象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后专门天文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求天文者，无遗憾矣。叙时令之书，当取《大戴礼夏小正》篇，《小戴记月令》篇，《周书时训解》诸篇，裁列时令部首，而后专门时令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叙地理之书，当取《禹贡》、《职方》、《管子地圆》、《淮南地形》、诸史地志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后专门地理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后人求其学术源流，皆可无遗憾矣。《汉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赖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纠之以为谬，必欲归之《管子》而后已焉，甚矣校雠之难也！

──右十二之九

或曰：裁篇别出之法行，则一书之内，取裁甚多，纷然割裂，恐其破碎支离而无当也。答曰：学贵专家，旨存统要。显著专篇，明标义类者，专门之要，学所必究，乃掇取於全书之中焉。章而釽之，句而釐之，牵率名义，纷然依附，则是类书纂辑之所为，而非著录源流之所贵也。且如韩非之《五蠹》、《说林》，董子之《玉杯》、《竹林》，当时并以篇名见行於当世，今皆会萃於全书之中；则古人著书，或离或合，校雠编次，本无一定之规也。《月令》之於《吕氏春秋》，《三年问》、《乐记》、《经解》之於《荀子》，尤其显焉者也。然则裁篇别出之法，何为而不可以著录乎？

──右十二之十

焦竑以《汉志》、《晏子》入儒家为非，因改入於墨家。此用柳宗元之说，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归其书於墨家，非以晏子为墨者也。其说良是。部次群书，所以贵有知言之学，否则徇於其名，而不考其实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岂以梁惠王为儒者哉？

──右十二之十一

焦竑以《汉志》、《高祖》、《孝文》二传入儒家为非，因改入於制诏。此说似矣。顾制诰与表章之类，当归故事而附次於《尚书》；焦氏以之归入集部，则全非也。

──右十二之十二

焦竑以《汉志》、《管子》入道家为非，因改入於法家。其说良允。又以《尉缭子》入杂家为非，因改入於兵家；则郑樵先有是说，竑更申之。按《汉志》、《尉缭》，本在兵形势家，书凡三十一篇，其杂家之《尉缭子》，书止二十九篇，班固又不著重复并省，疑本非一书也。

──右十二之十三

焦竑以《汉志》、《山海经》入形法家为非，因改入於地理。其言似矣。然《汉志》无地理专门，以故类例无所附耳。窃疑萧何收秦图籍，西京未亡，刘歆自可访之掌故，乃亦缺而不载，得非疏欤？且班固创《地理志》，其自注郡县之下，或云秦作某地某名，即秦图籍文也。西京奕世，及新莽之时，地名累有更易，见於志注，当日必有其书，而史逸之矣。至地理与形法家言，相为经纬，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十四

焦竑以《汉志》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凡五出为非，因总入於五行。不知五行本之《尚书》，而阴阳、蓍龟本之於《周易》也。凡术数之学，各有师承，龟卜蓍筮，长短不同；志并列之，已嫌其未析也。焦氏不达，概部之以五行，岂有当哉？

──右十二之十五

卷三

汉志六艺第十三

汉志诸子第十四

汉志诗赋第十五

汉志兵书第十六

汉志术数第十七

汉志方技第十八

汉志六艺第十三

六经之名，起於后世，然而亦有所本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庄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孔氏再传门人，（二子皆子夏氏门人，去圣未远。）其书明著六经之目，则《经解》之出於《礼记》，不得遂谓剿说於荀卿也。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之而无所用作。以其官守失传，而师儒习业，故尊奉而称经。圣人之徒，岂有私意标目，强配经名，以炫后人之耳目哉？故经之有六，著於《礼记》，标於《庄子》，损为五而不可，增为七而不能，所以为常道也。至於《论语》、《孝经》、《尔雅》，则非六经之本体也；学者崇圣人之绪馀，而尊以经名，其实皆传体也。（非周公旧典，官司典常。）可以与六经相表里，而不可以与六经为并列也。盖官司典常为经，而师儒讲习为传，其体判然有别；非谓圣人之书，有优有劣也。是以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叙列六艺之名，实为九种。盖经为主，而传为附，不易之理也。后世著录之法，无复规矩准绳，或称七经，或称九经，或称十三经，纷纷不一。若纪甲乙部次，固无伤也；乃标题命义，自为著作，而亦徇流俗称谓，可谓不知本矣。（计书几部为几经可也。刘敞《七经小传》，黄敏《九经馀义》，本非计部之数，而不依六艺之名，不知本也。）

──右十三之一

《孝经》本以经名者也，乐部有传无经者也，然《乐记》自列经科，而《孝经》止依传例，则刘、班之特识也。盖乐经亡而其记犹存，则乐之位次，固在经部，非若《孝经》之出於圣门自著也。古者诸侯大夫失其配，则贵妾摄主而行事，子妇居嫡，固非摄主之名也。然而溯昭穆者，不能跻妇於妇妾之列，亦其分有当然也。然则六艺之名，实为《七略》之纲领，学者不可不知其义也。

──右十三之二

读《六艺略》者，必参观於《儒林列传》；犹之读《诸子略》，必参观於《孟荀》、《管晏》、《老庄申韩列传》也。（《诗赋略》之邹阳、枚乘、相如、扬雄等传，《兵书略》之孙吴、穰苴等传，《术数略》之龟筴、日者等传，《方技略》之扁鹃仓公等传，无不皆然。）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艺文》虽始於班固，而司马迁之列传，实讨论之。观其叙述，战国、秦、汉之间，著书诸人之列传，未尝不於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反复而论次焉。刘向、刘歆，盖知其意矣。故其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史家存其部目於《艺文》，载其行事於列传，所以为详略互见之例也。是以《诸子》、《诗赋》、《兵书》诸略，凡遇史有列传者，必注“有列传”字於其下，所以使人参互而观也。《艺文》据籍而纪，其於现书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书，固其势也。古人师授渊源，口耳传习，不著竹帛者，实为后代群籍所由起。盖参观於列传，而后知其深微也。且如田何受《易》於王同、周王孙、丁宽三人，《艺文》既载三家《易》传矣。其云“商瞿受《易》於孔子，五传而至田何，汉之《易》家，盖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尝有书。”然则所谓五传之际，岂无口耳受授之学乎？是《艺文》、《易》家之宗祖也。不观《儒林》之传，何由知三家《易》传，其先固有所受乎？费、高二家之《易》，《汉志》不著於录，后人以为不立学官故也。然孔氏《古文尚书》，毛氏《诗传》，左氏《春秋》，皆不列於学官，《汉志》未尝不并著也。不观《儒林》之传，何由知二家并无章句，直以口授弟子，犹夫田何以上之传授也。按《列传》云：“费直以《彖》、《象》、《系辞》、《文言》十篇，解说上下经。”此不为章句之明徵也。晁氏考定古《易》，则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自费直始，因罪费直之变古。不观《艺文》后序，以谓刘向校施、孟、梁丘诸家经文，惟费氏《易》与古文同。是费直本无变乱古经之事也。由是推之，则古学渊源，师儒传授，承学流别，皆可考矣。《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而列传之与为表里发明，此则用史翼经之明验也。而后人著录，乃用之为甲乙计数而已矣，则校雠失职之故也。

──右十三之三

《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其书当互见於术数略之阴阳类。《灾异孟氏京房》，当互见於术数略之杂占，或五行类。

──右十三之四

《书》部刘向、许商二家，各有《五行传记》，当互见於五行类。夫《书》非专为五行也，五行专家，则本之於《书》也；故必互见，乃得原委，犹《司马法》入《周官》之微意也。

──右十三之五

《诗》部韩婴《诗外传》，其文杂记春秋时事，与诗意相去甚远，盖为比兴六义，博其趣也。当互见於《春秋》类，与虞卿、铎椒之书相比次可也。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与《诗》相表里，其旨可自得於韩氏之《外传》。史家学《春秋》者，必深於《诗》，若司马迁百三十篇是也。（屈贾、孟荀诸传尤近。）《诗》部又当互通於乐。

──右十三之六

《礼》部《中庸说》，当互见《诸子略》之儒家类。诸记本非一家之言，可用裁篇别出之法，而文不尽传，今存大小戴二家之记，亦文繁不可悉举也。大约取刘向所定，分属制度者，可归故事，而附《尚书》之部；分属通论者，可归儒家，而入诸子之部。总持大体，不为钩釽割裂，则互见之书，各有攸当矣。

──右十三之七

《乐》部《雅乐歌诗》四篇，当互见於《诗》部，及《诗赋略》之杂歌诗。

──右十三之八

《春秋》部之《董仲舒治狱》，当互见於法家，与律令之书，同部分门。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三之九

《论语》部之《孔子三朝》七篇，今《大戴记》有其一篇。考刘向《别录》，七篇具出《大戴》之记，而刘、班未著所出，遂使裁篇与互注之意，俱不可以踪迹焉，惜哉！

──右十三之十

《孝经》部《古今字》与《小尔雅》为一类。按《尔雅》，训诂类也，主於义理。《古今字》，篆隶类也，主於形体。则《古今字》必当依《史籀》、《苍颉》诸篇为类，而不当与《尔雅》为类矣。其二书不当入於《孝经》，已别具论次，不复置议焉。

──右十三之十一

《乐》部旧有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班固以为重而删之。今考之《诗赋略》而不见，岂志文之亡逸邪？《春秋》部六“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既不可知，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隶《春秋》之部，岂同归一略之中，犹有重复著录，及裁篇别出之例邪？

──右十三之十二

汉志诸子第十四

儒家部《周史六韬》六篇，兵家之书也。刘恕以谓“《汉志》列於儒家，恐非兵书。”今亦不可考矣。观班固自注：“或曰孔子问焉。”则固先已有所不安，而附著其说，以见刘部次於儒家之义耳。虽然，书当求其名实，不以人名分部次也。《太公》之书有武王问，不得因武王而出其书於兵家也。《汉志》归道家。刘氏《七略》，道家兵家互收。《内经》之篇有黄帝问，不得因黄帝而出其书於方技也。假使《六韬》果有夫子之问，问在兵书，安得遂归儒家部次邪？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书不传。班固注《周政》云：“周时法度政教。”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则二书盖官《礼》之遗也。附之《礼》经之下为宜，入於儒家非也。大抵《汉志》不立史部，凡遇职官、故事、章程、法度之书，不入六艺部次，则归儒杂二家；故二家之书，类附率多牵混，惜不能尽见其书，校正之也。夫儒之职业，诵法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诸子是也。若职官故事章程法度，则当世之实迹，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义安取？故《高祖》、《孝文》诸篇之入儒，前人议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刘向校书，为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然其书以《春秋》标题，而撰著之文，则又上采春秋，下观近世，而定著为书，抑亦《春秋》，之支别也。法当附著《春秋》，而互见於诸子。班《志》入仅著於儒家，惜其未习於史迁之叙列尔。

──右十四之三

司马迁之叙载籍也，疏而理；班固之志《艺文》也，密而舛。盖迁能溯源，固惟辨迹故也。迁於《十二诸侯表叙》，既推《春秋》为主，则左丘、铎椒、虞卿、吕不韦诸家，以次论其体例，则《春秋》之支系也。至於孟、荀、公孙固、韩非诸书，命意各殊，与《春秋》之部，不相附丽；然论辨纪述，多及春秋时事，则约略纪之，盖《春秋》之旁证也。张苍历谱五德，董仲舒推《春秋》义，乃《春秋》之流别，故终篇推衍及之。则观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无遗憾矣。至於著书之人，学有专长，所著之书，义非一概，则自有专篇列传，别为表明；亦犹刘向、任宏於校雠部次，重复为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内，此其所以类例难精而动多掣肘欤？

──右十四之四

《贾谊》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与法家当互见也。孝《贾谊传》，初以通诸家书，召为博士，又出河南守吴公门下。吴公尝学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为廷尉，乃荐贾谊。谊所上书，称说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兴礼乐，草具仪法。文帝谦让未遑。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自谊发之。又司马迁曰：“贾生、晁错明申商。”今其书尚可考见；宗旨虽出於儒，而作用实本於法也。《汉志》叙录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盖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名家者流，出於礼官。”盖名物度数，《周官》之礼典也。古者刑法礼制，相为损益，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而五刑之属三千，条繁文密，其数適相等也。是故圣王教民以礼，而禁之以刑。出於礼者，即入於刑，势无中立。故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自致也。儒家者流，总约刑礼，而折衷於道，盖惧斯民泥於刑礼之迹，而忘其性所固有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夫法则礼刑条目，有节度者皆是也。善则钦明文思，允恭克让，无形体者皆是也。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心，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所谓《关雎》、《麟趾》，仁义是也。所谓周官法度，刑礼之属皆是也。然则儒与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异端释老，屏去民彝物则，而自为一端者比也。商鞅、韩非之法，未尝不本圣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邓析、公孙龙之名，不得自外於圣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则儒亦有不合圣人之道者矣。此其所以著录之书，贵知原委，而又当善条其流别也。贾生之言王道，深识本原，推论三代，其为儒效，不待言矣。然其立法创制，条列禁令，则是法家之实。其书互见法家，正以明其体用所备；儒固未足为荣，名法亦不足为隐讳也。后世不知家学流别之义，相率而争於无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胜其荣，而次以名法者，不胜其辱；岂知同出圣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实相副，为得其宜；不必有所选择，而后其学始为贵也。《汉志》始别九流，而儒杂二家，已多淆乱。后世著录之人，更无别出心裁，纷然以儒杂二家为蛇龙之菹焉。凡於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归，爱之则附於儒，轻之则推於杂；夫儒杂分家之本旨，岂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然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至於说《春秋》事，得失间举，所谓《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则当互见《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宽《盐铁论》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第盐铁之议，乃孝昭之时政，其事见《食货志》。桓宽撰辑一时所谓文学贤良对议，乃具当代之旧事，不尽为儒门见风节也。法当互见於故事；而《汉志》无故事之专门，亦可附於《尚书》之后也。

──右十四之七

刘向所叙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则《世说》、《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四种书也。此刘歆《七略》所收，全无伦类。班固从而效之，因有扬雄所叙三十八篇，不分《太玄》、《法言》、《乐》、《箴》四种之弊也。郑樵讥班固之混收扬雄一家为无伦类，而谓班氏不能学《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刘歆也。乃於刘歆之创为者，则故纵之；班固之因仍者，则酷断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恶也。按《说苑》、《新序》，杂举春秋时事，当互见於《春秋》之篇。《世说》今不可详，本传所谓“《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诸篇，依归古事，悼己及同类也。”似亦可以互见《春秋》矣。惟《列女传》，本采《诗》、《书》所载妇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讽谏宫闱，则是史家传记之书；而《汉志》未有传记专门，亦当附次《春秋》之后可矣。至其引风缀雅，讬兴六义，又与《韩诗外传》相为出入，则互注於《诗经》部次，庶几相合；总非诸子儒家书也。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傅氏经说》三十七篇，《徐氏经说》六篇。按《老子》本书，今传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汉志》不载本书篇次，则刘、班之疏也。凡书有传注解义诸家，离析篇次，则著录者，必以本书篇章原数，登於首条；使读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汉志》六艺各略之诸经篇目，是其义矣。

──右十四之九

或疑伊尹、太公皆古圣贤，何以遂为道家所宗，以是疑为后人假讬。其说亦自合理。惟是古人著书，援引称说，不拘於方。道家源委，《庄子天下》篇所叙述者，略可见矣。是则伊尹、太公，庄老之徒未必引以为祖。意其著书称述，以及假说问对，偶及其人，而后人不辨，则以为其人自著。及察其不类，又以为后人依讬。今其书不存，殆亦难以考正也。且如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类耳。不然，则刘、班篇次虽疏，何至以战国诸侯公子称为儒家之书欤？

──右十四之十

阴阳二十一家，与兵书阴阳十六家，同名异术，偏全各有所主；叙例发明其同异之故，抑亦可矣；今乃缺而不详，失之疏耳。第《诸子》阴阳之本叙，以谓出於羲和之官；数术七略之总叙，又云“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今观阴阳部次所叙列，本与数术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是则刘、班叙例之不明，不免后学之疑惑矣。盖《诸子略》中阴阳家，乃邹衍谈天、邹奭雕龙之类，空论其理，而不徵其数者也。《数术略》之天文历谱诸家，乃泰一、五残、日月星气，以及黄帝、颛顼日月宿历之类，显徵度数，而不衍空文者也。其分门别类，固无可议。惟於叙例，亦似鲜所发明尔。然道器合一，理数同符。刘向父子校雠诸子，而不以阴阳诸篇付之太史尹咸，以为七种之纲领，固已失矣。叙例皆引羲和为官守，是又不精之咎也。庄周《天下》之篇，叙列古今学术，其於诸家流别，皆折衷於道要。首章称述六艺，则云“《易》以道阴阳。”是《易》为阴阳诸书之宗主也。使刘、班著略，於诸子阴阳之下，著云源出於《易》；於《易》部之下，著云古者掌於太卜；则官守师承之离合，不可因是而考其得失欤？至於羲和之官，则当特著於天文历谱之下，而不可兼引於诸子阴阳之叙也。刘氏父子精於历数，而校书犹失其次第；又况后世著录，大率偏於文史之儒乎？

──右十四之十一

或曰：奭、衍之谈天雕龙，大道之破碎也。今曰其源出於大《易》，岂不荒经而蔑古乎？答曰：此流别之义也。官司失其典守，则私门之书，推原古人宪典，以定其离合；师儒失其传授，则游谈之书，推原前圣经传，以折其是非。其官无典守，而师无传习者，则是不根之妄言，屏而绝之，不得通於著录焉。其有幸而获传者，附於本类之下，而明著其违悖焉。是则著录之义，固所以明大道而治百家也。何为荒经蔑古乎？

──右十四之十二

今为阴阳诸家作叙例，当云阴阳家者流，其原盖出於《易》。《易》大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此天地阴阳之所由著也。星历司於保章，卜筮存乎官守。圣人因事而明道，於是为之演《易》而系词。后世官司失守，而圣教不得其传，则有谈天雕龙之说，破碎支离，去道愈远，是其弊也。其书传者有某甲乙，得失如何，则阴阳之原委明矣。今存叙例，乃云“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乃数术历谱之叙例，於衍、奭诸家何涉欤？

──右十四之十三

阴阳家《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在《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梼传邹奭《始终》书。”岂可使创书之人，居传书之人后乎？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之下注云：“邹衍所说。”而公梼下注：“邹奭《始终》。”名既互异，而以终始为始终，亦必有错讹也。又《闾丘子》十三篇，《将钜子》五篇，班固俱注云“在南公前”。而其书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后，亦似不可解也。（观“终始五德之运”，则以为始终误也。）

──右十四之十四

《五曹官制》五篇，列阴阳家，其书今不可考。然观班固注云：“汉制，似贾谊所条。”按《谊传》：“谊以为当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草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此其所以为五曹官制欤？如此则当入於官《礼》。今附入阴阳家言，岂有当耶？大约此类，皆因终始五德之意，故附於阴阳。然则《周官》六典，取象天地四时，亦可入於历谱家矣。

──右十四之十五

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入阴阳家，前人已有议其非者。或曰：其书今已不传，无由知其义例。然刘向《别录》云：“传天下忠臣。”则其书亦可以想见矣。纵使其中参入阴阳家言，亦宜别出互见，而使观者得明其类例，何刘、班之无所区别耶？盖《七略》未立史部，而传记一门之撰著，惟有刘向《列女》，与此二书耳。附於《春秋》而别为之说，犹愈於搀入阴阳家言也。

──右十四之十六

法家《申子》六篇，其书今失传矣。按刘向《别录》：“申子学号刑名，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荀卿子曰：“申子蔽於势而不知智。”韩非子曰：“申不害徒术而无法。”是则申子为名家者流，而《汉志》部於法家，失其旨矣。

──右十四之十七

《商君开塞、耕战》诸篇，可互见於兵书之权谋条。《韩非解老、喻老》诸篇，可互见於道家之《老子》经。其裁篇别出之说，已见於前，不复置论。

──右十四之十八

名家之书，当叙於法家之前，而今列於后，失事理之伦叙矣。盖名家论其理，而法家又详於事也。虽曰二家各有所本，其中亦有相通之原委也。

──右十四之十九

名家之言，分为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黑白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尹文之言云尔。然而命物之名，其体也。毁誉况谓之名，其用也。名家言治道，大率综核毁誉，整齐况谓，所谓循名责实之义尔。命物之名，其源实本於《尔雅》。后世经解家言，辨名正物，盖亦名家之支别也。由此溯之，名之得失可辨矣。凡曲学支言，淫辞邪说，其初莫不有所本。著录之家，见其体分用异，而离析其部次，甚且拒绝而不使相通；则流远而源不可寻，虽欲不泛滥而横溢也，不可得矣。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夫谓之知其所者，从大道而溯其远近离合之故也。不曰淫诐邪遁之绝其途，而曰淫诐邪遁之知其所者，盖百家之言，亦大道之散著也。奉经典而临治之，则收百家之用；忘本源而釐析之，则失道体之全。

──右十四之二十

墨家《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俱注“墨翟弟子”，而叙书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刘向《别录》云“为墨子之学”，其时更在后矣。叙书在随巢之前，此理之不可解者，或当日必有错误也。

──右十四之二十一

道家祖老子，而先有《伊尹》、《太公》、《鬻子》、《管子》之书；墨家祖墨翟，而先有《伊佚》、《田俅子》之书；此岂著录诸家穷源之论耶？今按《管子》当入法家，著录部次之未审也。至於《伊尹》、《太公》《鬻子》乃道家者流称述古人，因以其人命书，非必尽出伪讬，亦非以伊尹、太公之人为道家也。《尹佚》之於墨家，意其亦若是焉而已。然则郑樵所云“看名不看书”，诚有难於编次者矣。否则班、刘著录，岂竟全无区别耶？第《七略》於道家，叙黄帝诸书於老莱、鹖冠诸子之后，为其后人依讬，不以所讬之人叙时代也。而《伊尹》、《尹佚》诸书，顾冠道墨之首，岂诚以谓本所自著耶？其书今既不传，附以存疑之说可矣。

──右十四之二十二

六艺之书与儒家之言，固当参观於《儒林列传》；道家、名家、墨家之书，则列传而外，又当参观於庄周《天下》之篇也。盖司马迁叙传所推六艺宗旨，尚未究其流别。而庄周《天下》一篇，实为诸家学术之权衡；著录诸家宜取法也。观其首章列叙旧法世传之史，与《诗》、《书》六艺之文，则后世经史之大原也。其后叙及墨翟、禽滑釐之学，则墨支（墨翟弟子）、墨别（相里勤以下诸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也。）墨经，（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皆诵墨经是也。）具有经纬条贯；较之刘、班著录，源委尤为秩然，不啻《儒林列传》之於《六艺略》也。宋钘、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孙龙之属，皆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见。然则古人著书，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辨诸家学术源流；著录虽始於刘、班，而义法实本於前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三

纵横者，词说之总名也。苏秦合六国为纵，张仪为秦散六国为横，同术而异用，所以为战国事也。既无战国，则无纵横矣。而其学具存，则以兵法权谋所参互，而抵掌谈说所取资也。是以苏、张诸家，可互见於兵书；（《七略》以苏秦、蒯通入兵书。）而邹阳、严、徐诸家，又为后世词命之祖也。

──右十四之二十四

蒯通之书，自号《隽永》，今著录止称《蒯子》；且传云“自序其说八十一首”，而著录仅称五篇；不为注语以别白之，则刘、班之疏也。

──右十四之二十五

积句成章，积章成篇；拟之於乐，则篇为大成，而章为一阕也。《汉志》计书，多以篇名，间有计及章数者，小学叙例之称《仓颉》诸书也。至於叙次目录，而以章计者，惟儒家《公孙固》一篇，注“十八章”，《羊子》四篇，注“百章”而已。其如何详略，恐刘、班当日，亦未有深意也。至於以首计者，独见蒯通之传，不知首之为章计与？为篇计与？志存五篇之数，而不详其所由，此传志之所以当互考也。

──右十四之二十六

杂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议兵，似《司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尉缭子》之当入兵家，已为郑樵纠正，不复置论。

──右十四之二十七

《尸子》二十篇，书既不传，既云“商鞅师之”，恐亦法家之言矣。如云《尸子》非为法者，则商鞅师其何术，亦当辨而著之；今不置一说，部次杂家，恐有误也。

──右十四之二十八

《吕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当互见於《春秋》、《尚书》，而猥次於杂家，亦错误也。古者《春秋》家言，体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说，而诸家著书，往往以《春秋》为独见心裁之总名。然而左氏而外，铎椒、虞卿、吕不韦之书，虽非依经为文，而宗仰获麟之意，观司马迁叙《十二诸侯年表》，而后晓然也。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其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时错举，名曰春秋，则吕氏犹较虞卿《晏子春秋》为合度也。刘知几讥其本非史书，而冒称《春秋》，失其旨矣。（其合於章程，已具论次，不复置论。）

──右十四之二十九

《淮南内》二十一篇，本名为《鸿烈解》，而止称淮南，则不知为地名与？人名书名与？此著录之苟简也。其书则当互见於道家，志仅列於杂家非也。（外篇不传，不复置论。）

──右十四之三十

道家《黄帝铭》六篇，与杂家《荆轲论》五篇，其书今既不可见矣；考《皇览》黄帝金人器铭，及《皇王大纪》所谓舆几之箴，巾几之铭，则六篇之旨，可想见也。《荆轲论》下注“司马相如等论之”，而《文心雕龙》则云“相如属词，始赞荆轲”。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赞之类也。铭箴颂赞有韵之文，例当互见於诗赋，与诗赋门之《孝景皇帝颂》同类编次者也。（《孔甲盘盂》二十六篇，亦是其类。）

──右十四之三十一

农家讬始神农，遗教绪言，或有得其一二，未可知也。《书》之《无逸》，《诗》之《豳风》，《大戴记》之《夏小正》，《小戴记》之《月令》，《尔雅》之《释草》，《管子》之《牧民》篇，《吕氏春秋任地》诸篇，俱当用裁篇别出之法，冠於农家之首者也。（神农、野老之书，既难凭信，故经言不得不详。）

──右十四之三十二

小说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书虽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青史子》，云“古史官纪事也。”则其书非《尚书》所部，即《春秋》所次矣。观《大戴礼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记，则其书亦不侪於小说也。

──右十四之三十三

汉志诗赋第十五

《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犹如《太玄》之经，方州部家；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法至善也。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之赋，十逸八九，而叙论之说，阙焉无闻，非著录之遗憾与？若杂赋与杂歌诗二种，则署名既异，观者犹可辨别；第不如五略之有叙录，更得详其源委耳。

──右十五之一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徵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故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於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不能尽归一例者耳。岂若后世诗赋之家，裒然成集，使人无从辨别者哉？

──右十五之二

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义当列诗於前，而叙赋於后，乃得文章承变之次第。刘、班顾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岂非颠倒与？每怪萧梁《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竞效法之，为不可解。今知刘、班著录，已启之矣。又诗赋本《诗经》支系，说已见前，不复置议。

──右十五之三

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歌诗一种，则诗之与赋，固当分体者也。就其例而论之，则第一种之《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及第三种之《秦时杂赋》九篇，当隶杂赋条下，而猥厕专门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丽之故，则以《淮南王赋》列第一种，而以群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谓以人次也。《秦时杂赋》，列於《荀卿赋》后，（志作孙卿。）《孝景皇帝颂》前，所谓以时次也。夫著录之例，先明家学，同列一家之中，或从人次；或从时次可也，岂有类例不通，源流迥异，概以意为出入者哉？

──右十五之四

《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武帝所作”。按刘向为成帝时人，其去孝武之世远矣。武帝著作，当称孝武皇帝，乃使后人得以考定。今曰“上所自造”，何其标目之不明与？臣工称当代之君，则曰上也。否则摛文纪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称为上也。窃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时人标目，刘向从而著之，不与审定称谓，则谈《七略》者，疑为成帝赋矣。班氏录以入志，则上又从班固所称，若无师古之注，则读志者，又疑后汉肃宗所作赋矣。

──右十五之五

《荀卿赋》十篇，居第三种之首，当日必有取义也。按荀卿之书，有《赋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内，不知所谓赋十篇者，取其《赋篇》与否，曾用裁篇别出之法与否；著录不为明析，亦其疏也。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次於第三种赋内，其旨不可强为之解矣。按六艺流别，赋为最广，比兴之义，皆冒赋名。风诗无徵，存於谣谚，则雅颂之体，实与赋类同源异流者也。纵使篇第传流，多寡不敌，有如汉代而后，济水入河，不复别出；亦当叙入诗歌总部之后，别而次之，或与铭箴赞诔通为部录，抑亦可至。何至杂入赋篇，漫无区别邪？

──右十五之七

《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篇，次於杂赋之后，未为得也。按杨倞注《荀子成相》：“盖亦赋之流也。”朱子以为“杂陈古今治乱兴亡之效，讬之风诗以讽时君”。命曰杂辞，非竟赋也。《隐书》注引刘向《别录》，谓“疑其言以相问对，通以思虑，可以无不喻。”是则二书之体，乃是战国诸子流别，后代连珠韵语之滥觞也。法当隶於诸子杂家，互见其名，为说而附於歌诗之后可也。

──右十五之八

《汉志》详赋而略诗，岂其时尚使然与？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风》、《鸿鹄》之篇，而无武帝《瓠子》、《秋风》之什，（或云：《秋风》即在上所自造赋内。）臣工之作，有《黄门倡车忠等歌诗》，而无苏李河梁之篇。（或云：杂家有主名诗十篇，或有苏李之作。然汉廷主名诗，岂止十篇而已乎？）

──右十五之九

诗歌一门，杂乱无叙。如《吴楚汝南歌诗》、《燕代讴》、《齐郑歌诗》之类，风之属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诗》，与《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雅之属也。《宗庙歌诗》、《诸神歌诗》、《送灵颂歌诗》，颂之属也。不为诠次类别，六义之遗法，荡然不可为踪迹矣。

──右十五之十

汉志兵书第十六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图九卷”。此兵书权谋之首条也。按《孙武传》：“阖闾谓孙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阮孝绪《七录》“《孙子兵法》三卷，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则杜牧谓魏武削其数十万言为十三篇者，非也。盖十三篇为经语，故进之於阖闾，其馀当是法度名数，有如形势、阴阳、技巧之类，不尽通於议论文词，故编次於中下，而为后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为一书，在阖闾时已然，而《汉志》仅记八十二篇之总数，此其所以益滋后人之惑矣。

──右十六之一

大抵《汉志》之疏，由於以人类书，不能以书类人也。《太玄》、《法言》、《乐》、《箴》四书，类於扬雄所叙三十八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四书，类於刘向所叙六十七篇；尤其显而易见者也。《孙子》八十二篇，用同而书体有异，则当别而次之。纵欲以人类书，亦当如《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已列总目，其下分析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之例可也。任宏部次不精，遂滋后人之惑，致谓十三篇非孙武之完书，则校雠不精之咎也。

──右十六之二

八十二篇之仅存十三，非后人之删削也。大抵文辞易传而度数难久。即如同一兵书，而权谋之家，尚有存文；若形势、阴阳、技巧三门，百不能得一矣。同一方技，而医经一家，尚有存文；若经方、房中、神仙三门，百不能得一矣。盖文辞人皆诵习，而制度则非专门不传，此其所以有存逸之别欤？然则校书之於形名制度，尤宜加之意也。

──右十六之三

即如孙武、孙膑书，列权谋之家，而孙武有图九卷，孙膑有图四卷，书篇类次，犹之可也。图则断非权谋之篇所用者矣。不为形势之需，必为技巧之用，理易见也。而任宏、刘、班之徒，但知出於其人，即附其书之下；然则以人类书之弊，诚不可以为训者也。

──右十六之四

按阮孝绪《七录》，有孙武《八阵图》一卷，是即《汉志》九卷之图与否，未可知也。然图必有名，《八阵》之取以名图，亦犹始《计》之取以名篇；今书有其名，而图无其目，盖篇名合於诸子之总称，例如是也；图亦附於其下，而不著其名，则后人不知图之何所用矣。

──右十六之五

郑樵言任宏部次有法，今可考而知也。权谋，人也；形势，地也；阴阳，天也；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三书之次第也。权谋，道也；技巧，艺也；以道为本，以艺为末，此始末之部秩也。然《周官》大司马之职掌与军礼之《司马法》诸条，当先列为经言，别次部首，使习兵事者，知圣王之遗意焉。任宏以《司马法》入权谋篇，班固始移於经礼。夫司马之法，岂可以为权谋乎？宜班固之出此而入彼也。惜班固不知互见之法，与别出部首，尊为经言之例耳。

──右十六之六

书有同名而异实者，必著其同异之故，而辨别其疑似焉；则与重复互注、裁篇别出之法，可以并行而不悖矣。兵形势家之《尉缭》三十一篇，与杂家之《尉缭子》二十九篇同名；兵阴阳家之《孟子》一篇，与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师旷》八篇，与小说家之《师旷》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与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与杂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著录之家，皆当别白而条著者也。若兵书之《公孙鞅》二十七篇，与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号虽异而实为一人，亦当著其是否一书也。

──右十六之七

郑樵痛诋刘、班著录，收书而不收图，以为图谱之亡，由於不为专门著录始也。因於《七略》之中，独取任宏《兵书略》，为其书列七百九十篇，而图至四十三卷也。然任宏兵略具在，而按录以徵，亡逸之图，又安在哉？夫著录之道，不系存亡，而系於考证耳。存其部目，可以旁证远搜，此逸诗、逸书之所以贵存《小序》也。任宏收图，不能详分部次，收而犹之未收也。诚欲广图之用，则当别为部次，表名图目，（如《八阵图》之类。）而於本人本书之下，更为重复互注，庶几得其伦叙欤？

──右十六之八

汉志数术第十七

数术诸书，多以图著，如天文之《泰一杂子星》、《五残杂变星》，书虽不传，而世传甘石《星经》，（未著於录。）则有星图可证者也。《汉日旁气行事占验》不传，而《隋志》、《魏氏日旁气图》一卷可证。《海中星占验》不传，而《隋志》、《海中星图》一卷可证。《图书秘记》十七篇，著於天文之录。《耿昌月行帛图》，著於历谱之录。《后汉历志》贾逵论，引“甘露二年，大司农丞耿寿昌，奏以图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则诸书之有图，盖指不可胜屈矣。尹咸校数术书，非特不能釐别图书，标目家学；即仅如任宏之《兵书》条例，但注有图於本书之下，亦不能也。此其所以难究索欤？

──右十七之一

五行家之《锺律灾应》，当与《六艺略》乐经诸书互注；《锺律丛辰日苑》、《锺律消息》、《黄锺》三书，亦同。《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刑德》二十一卷，当与兵书阴阳家互注。其五行之本《尚书》，蓍龟之《周易》，已具论次，不复置议。

──右十七之二

杂占家之《禳祀天文》、《请雨止雨》、《杂子候岁》（泰一子贡二家。）《神农教田相土耕种》诸书，当与诸子农家互注。

──右十七之三

形法之家，不出五行、杂占二条，惟《山海经》宜出地理专门，而无其部次，故强著之形法也。说已见前，不复置议。

──右十七之四

汉志方技第十八

方技之书，大要有四，经、脉、方、药而已。经闻其道，脉运其术，方致其功，药辨其性；四者备，而方技之事备矣。今李柱国所校四种，则有医经、经方二种而已。脉书、药书，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矣。宜乎叙方技者，至今犹昧昧於四部相承之义焉。按司马迁《扁鹊仓公传》，“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之脉书”，是西京未尝无脉书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诏，《楼护传》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是西京未尝无药书也。李术国专官典校，而书有缺遗，类例不尽著录，家法岂易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