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尝一日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是时也，诸侯僭天子，陪臣执国命，禄去公室，政出私门。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难乎？厥后齐祚卒为田氏所移。夫齐之有田氏者，亦犹晋之有三家也。晋之有三家，亦犹周之有五伯也。韩、赵、魏之于晋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夺其国。
田氏之于齐也，既得其禄，又专其政，既杀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岂无渐乎？履霜之戒，宁不思乎？《传》称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周之衰也，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预中国会盟，仲尼始进爵为之子，其于僭王也，不亦陋乎？
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吴尝破越而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德义，侵侮齐晋，专以夷狄为事，遂复为越所灭。越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楚所灭。楚又不监之，其后复为秦所灭。秦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汉所伐。恃强凌弱，与豺狼何以异乎？非所以谓中国义理之师也，宋之为国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会不量力，区区与诸侯并驱中原，耻居其后。其于伯也，不亦难乎？
周之同姓诸侯而克永世者，独有燕在焉。燕处北陆之地，去中原特远，苟不随韩、赵、魏、齐、楚较利刃，争虚名，则足以养德待时，观诸侯之变。秦虽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后，天下事未可知也。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长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异故也。自三代以降，汉、唐为盛，秦界于周、汉之间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终于始皇。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阳。兵渎宇内，血流天下，并吞四海，庚革古今。虽不能比德三代，非晋、隋可同年而语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杀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书》终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远乎？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杀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义，而汉且不及。秦之好杀也以利，而楚又过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恶也者亦无敌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恶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
昔者孔子语尧舜，则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语汤武，则曰“顺乎天而应乎人”。斯言可以该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尧禅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则入于功矣。汤伐桀以放，武伐纣以杀。以放王也，以杀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则入于杀矣。是知时有消长，事有因革，前圣后圣非出于一途哉。
天与人相为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来矣。虽圣君在上，不能无小人，是难其为小人。虽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难其为君子。自古圣君之盛，未有如唐尧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时非无小人也，是难其为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虽有四凶，不能肆其恶。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纣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时非无君子也，是难其为君子，故小人多也。
所以虽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择臣臣择君者，是系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系乎人也，系乎天者也。
贤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滨，傅说筑于岩下。天下皆知其贤，而百执事不为之举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丛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圣而傅说之贤哉？河滨非禅让之所，岩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亿万人之下，而今也在亿万人之上，相去一何远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贵有名者也。
《易》曰：“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险，往且有功，虽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过实者有之矣。其间有幸与不幸者，虽圣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责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岂曰不忠乎？则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终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间其于嗣君何？则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维心，亨”，不亦近之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刚健主豫，动而有应，群疑乃亡，能自强故也。周公以之，是知圣人不能使人无谤，能处谤者也。周公居总，已当任重之地。借使避灭亲之名，岂曰不孝乎？则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终始之大孝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间其于嗣君何？则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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