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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介荐，应熙宁制科。时王安石从政，改新法，陶对策枚数其过，大略谓：「贤良之旨，贵犯不贵隐。臣愚，敢忘斯义？陛下初即位，愿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谓庶几尧、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论如彼，独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顾安石取卷读，读未半，神色颇沮。神宗觉之，使冯京竟读，谓其言有理。司马光、范镇见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辈言不复效，不意君及此，平生闻望，在兹一举矣。」
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随罢，陶虽入等，才通判蜀州。张商英为御史，请废永康军，下旁郡议，陶以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潜具守备，城门启闭如平时，因以永康前议上于朝，军遂不废。
王中正为将，蜀道畏，事之甚谨，而其所施悉谬戾，陶奏召还之。李杞、蒲宗闵来榷茶，西州骚动。陶言：「川蜀产茶，视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皆通商，两川独蒙禁榷。茶园本是税地，均出赋租，自来敷卖以供衣食，盖与解盐、晋矾不同。今立法太严，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爱物之意也。」宗闵怒，劾其沮败新法，责监怀安商税。或往吊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虚名，救蜀民百万之实祸。幸而言行，所济多矣。敢有荣辱进退之念哉。」起知广安军，召为司门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待御史，首献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可成，杂处于朝，则玫体不纯。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在先朝，则与小人表里，为贼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泽不能下流；在今日，则观望反覆，为异时子孙之计。安焘、李清臣又依阿其间，以伺势之所在而归之。昔者负先帝，今日负陛下。愿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数人相继罢去。
时议行差役，陶言：「郡县风俗异制，民之贫富不均，当此更法之际，若不预设防禁，则民间虽无纳钱之劳，反有偏颇之害。莫若以新旧二法，裁量厥中。」会陶谒告归，诏于本道定议。陶考究精密，民以为便。还朝，遂正两路转运使李琮、蒲宗闵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
苏轼策馆职，为朱光庭所论，轼亦乞补郡，争辨不已。陶言：「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恐朋党之敝，自此起矣。」由是两置之。
陶与同列论张舜民事不合，傅尧俞、王岩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纳，迁陶左谏议，继出为梓州、淮西、成都路转运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是所言私也。」诏定为令。迁中书舍人。奏使契丹归，乞修边备。哲宗喜曰：「臣僚言边事，惟及陕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警，则十倍陕西矣！卿言甚善。」进给事中。
哲宗始亲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报之，惟恐不尽。然臣犹以无可疑为疑，不必言而言，万一有奸邪不正之谋，上惑渊听，谓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贤院学士知陈州，徙河阳、潞州，例夺职，再贬库部员外郎，分司。徽宗立，复集贤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张庭坚，字才叔，广安军人。进士高第，调成都观察推官，为太学《春秋》博士。绍圣经废，通判汉州。入为枢密院编修文学，坐折简别邹浩免。徽宗召对，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锐意图治，进延忠鲠，庭坚与邹浩、龚、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谏列，一时翕然称得人。
庭坚在职逾月，数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论孝，必曰绍复神考，然后谓孝。夫前后异宜，法亦随变，而欲纤悉必复，然则将敝于一偏，久必有不便于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谓之孝，可乎？司马光因时变革，以便百姓，人心所归，不为无补于国家；陈瓘执义论诤，将以去小人，士论所推，不为无益于宫禁。乞尽复光赠典以悦人心，召还瓘言职以慰士论。又士大夫多以继志述事劝陛下者，臣恐必有营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谓复绍先烈非其徒不可，将假名继述，而实自肆焉。今远略之耗于内者，弃不以为守，则兵可息；特旨之重于法者，删不以为例，则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弃鄯守湟。既以鄯为可弃，则区区之湟，亦安足守？臣谓并弃湟州便。」庭坚言论深切，退辄焚稿。
是时，议者往往指元祐旧臣在廷者太多。庭坚为帝言司马光、吕公著之贤，且曰：「陛下践阼以来，合人心事甚众，惟夫邪正殊未差别。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未尝别其无罪也。」又荐苏轼、苏辙可用，颇忤旨。曾布因称其所论不常，帝命徙为郎，俄出为京东转运判官。任伯雨言庭坚立身有本末，不应罢言职。庭坚亦辞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复争之，乞以庭坚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为三省所胁。李清臣从而挤之，改通判陈州。
初，蔡京守蜀，庭坚在幕府与相好。及京还朝，欲引以为己用，先令乡人谕意，庭坚不肯往。京大恨，后遂列诸党籍。又坐尝谈瑶华非辜事，编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复故官。卒，年五十七。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