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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圩垾浸坏，沃壤不得耕，宜访其可兴者，劝民兴之，具所增田亩税赋以闻。」二年十月，权三司使吴充言：「前宜城令朱纮，治平间修复木渠，不费公家束薪斗粟，而民乐趋之。渠成，溉田六千余顷，数邑蒙其利。」诏迁纮大理寺丞，知比阳县。或云纮之木渠，绕工度溪以行水，数勤民而终无功。
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具《农田利害条约》，诏颁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种植之法，及修复陂湖河港，或元无陂塘、圩垾、堤堰、沟洫而可以创修，或水利可及众而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远，为地界所隔，可以均济流通者；县有废田旷土，可纠合兴修，大川沟渎浅塞荒秽，合行浚导，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废坏可兴治者，各述所见，编为图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数经水害，或地势汙下，雨潦所钟，要在修筑圩垾、堤防之类，以障水涝，或疏导沟洫、畎浍，以泄积水。县不能办，州为遣官，事关数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许贷常平钱谷给用。」初，条例司奏遣刘彝等八人行天下，相枧农田水利，又下诸路转运司各条上利害，又诏诸路各置相度农田水利官。至是，以《条约》颁焉。
秘书丞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公私废田，略计二万余顷，多用牧马。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余顷常为不耕之地。观其地势，利于行水。欲于汴河两岸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诏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杨汲同提举。叔献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监或以为非。
三年三月，帝谓王安石、韩绛曰：「都水沮坏淤田者，以侵其职事尔。」安石曰：「必欲任属，当以杨汲为都水监。今每事禀于沈立、张巩，何能办集。」七月，帝闻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内侍冯宗道往视，宗道以说者为妄。八月，叔献、汲并权都水监丞、提举沿汴淤田。
九月戊申，遣殿中丞陈世修乘驿经度陈、颍州八丈沟故迹。初，世修言：「陈州项城县界蔡河东岸有八丈沟，或断或续，迤逦东去，由颍及寿，绵亘三百五十余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浚治。兴复大江、次河、射虎、流龙、百尺等陂塘，导水行沟中，棋布灌溉，俾数百里复为稻田，则其利百倍。」绘图来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试，八丈沟新河则不然。昔邓艾不赖蔡河漕运，故能并水东下，大兴水田。厥后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闸以限之，与昔不同。惟无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沟可复矣。」故先命世修相度。
四年三月，帝语侍臣：「中人视麦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数百里。独枢密院以淤田无益，谓其薄如饼。」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后止。」是月，帝以庆州军乱，召执政对资政殿。冯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极劳弊。」帝曰：「淤田于百姓何苦？闻土细如面。」王安石曰：「庆卒之变，陛下旰食。大臣宜于此时共图消弭，乃合为浮议，归咎淤田、保甲，了不相关，此非待至明而后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禄卿史炤言：「开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余顷，修治陂堰，民已获利，虑州县遽欲增税。」诏三司应兴修水利，垦开荒梗，毋增税。
五年二月侯叔献等言：「民愿买官淤田者七十余户，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于次年起税。若愿增钱者，不以投状先后给之。」五月，御史张商英言：「尝闻献议者请开邓州穰县永国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凿焦家庄，地势偏仰，水不通流。」诏京西路覆实，遣程昉领其事。昉刳河去疏土，筑为巨堰。水行再岁，会霖雨，溪谷合流大涨，堰下土疏恶，莫能御，由此废不复治。闰七月，程昉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余顷，帝曰：「灌溉之利，农事大本，但陕西、河东民素不习此，苟享其利，后必乐趋。三白渠为利尤大，有旧迹，可极力修治。凡疏积水，须自下流开导，则畎浍易治。《书》所谓'浚畎浍距川'是也。」
时人人争言水利。提举京西常平陈世修乞于唐州引淮水入东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举陕西常平沈披乞复京兆府武功县古迹六门堰，于石渠南二百步傍为土洞，以木为门，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阔少效。披坐前为两浙提举，开常州五泻堰不当，法寺论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陕西提举常平杨蟠议修郑、白渠，诏都水丞周良孺相视。乃自石门堰泾水开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王安石请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帝曰：「纵用内帑钱，亦何惜也。」
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县旧河槽，若疏导入三渡河，可灌西垙稻田。」从之。五月，诏：「诸创置水硙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命赞善大夫蔡朦修永兴军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为长利，须及冬乃可经画。九月丙辰，赐侯叔献、杨汲府界淤田各十顷。十月，命叔献理提点刑狱资序，周良孺与升一任，皆赏淤田之劳也。阳武县民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户言：「田沙碱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一尺，计亩输钱，以助兴修。」诏与淤溉，勿输钱。
十二月，河北提举常平韩宗师论程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