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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清史稿--赵尔巽-第753页
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报可。七年，复初制，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用给事中杨尔淑请，礼闱及顺天试四书题俱钦命。时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率多雷同剿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二十六年废诏、诰，既而令五经卷兼作。论题旧出孝经，康熙二十九年，兼用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五十七年，论题专用性理。世宗初元，诏孝经与五经并重，为化民成俗之本。宋儒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论题仍用孝经。
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言：“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空言，不適于用，墨卷房行，展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馀，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馀。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章下礼部，覆奏：“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后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幹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论、策，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积习相沿，士子不专心学习。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表、判、论、策，皆加覆覈。必淹洽词章、通晓律令，而后可为表、判。有论古之识，断制之才，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为论、策。何一不可见之施为，切于实用？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讼狱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纷扰而不可行？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借虚名以干进取。及莅官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盛，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遂寝其议。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
二十二年，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明年，首场复增性理论。御史杨方立疏请乡、会试增周礼、仪礼二经命题。帝以二礼义蕴已具于戴记，不从。四十七年，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性理论于二场经文后。五十二年，高宗以分经阅卷，易滋弊窦。且士子专治一经，于他经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命自明岁戊申乡试始，乡、会五科内，分年轮试一经。毕，再于乡、会二场废论题，以五经出题并试。永著为令。
科场拟题最重。康熙五十二年，以主司拟题，多取四书、五经冠冕吉祥语，致多宿构幸获。诏此后不拘忌讳。向例禁考官拟出本身中式题，至是弛其禁。历科试官，多有以出题错误获谴者。先是康熙五十六年，从詹事王奕清言，场中七艺，破、承、开讲，虚字概不謄写，以防关节。乾隆四十七年，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嘉庆四年，以无关弊窦，废止。制艺篇末用大结，有明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康熙末年，悬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有复用大结之请，大学士张廷玉等以为无益而弊窦愈起，奏驳之。初场文原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百字。五十四年，会元尚居易以首艺字逾千二百，黜革。乾隆四十三年，始定乡、会试每篇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自是遵行不易。三场策题，原定不得逾三百字。乾隆元年，禁士子空举名目，草率塞责。其后考官拟题，每问或多至五六百字，空疏者辄就题移易，点窜成篇。三十六年，左都御史张若溎以为言，诏申明定例。五十一年，定答策不满三百字，照纰缪例罚停科。然考官士子重首场，轻三场，相沿积习难移。制义体裁，以词达理醇为尚。顺治九年壬辰，会试第一程可则以悖戾经旨除名。考官学士胡统虞等并治罪。
世宗屡以清真雅正诰诫试官。乾隆元年，高宗诏曰：“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以觇士子学力之浅深，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