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法。天会七年，诏凡窃盗，但得物徒三年，十贯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军，三十贯以上终身，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五十贯以上死，征偿如旧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卫禁之法，实自此始。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罢狱卒酷毒刑具，以从宽恕。至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
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时制，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遂禁之，虽主决奴牌，亦论以违制。又多变易旧制，至正隆间，著为《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异于是者矣。及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乱，盗贼公行，兵甲未息，一时制旨多从时宜，遂集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上曰：“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丁宁诰戒，岂可遽加极刑。
”以减死论。五年，命有司复加删定《条理》，与前《制书》兼用。七年，左藏库夜有盗杀都监郭良臣盗金珠，求盗不得。命点检司治之，执其可疑者八人鞫之，掠三人死，五人诬伏。上疑之，命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杂治。既而亲军百夫长阿思钵鬻金于市，事觉，伏诛。上闻之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赐死者钱人二百贯，不死者五十贯。于是禁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是岁，断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
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九年，因御史台奏狱事，上曰：“近闻法官或各执所见，或观望宰执之意，自今制无正条者皆以律文为准。”复命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旧法。已而，上谓宰臣曰：“朕念罪人杖不分受，恐至深重，乃令复旧。今闻民间有不欲者，其令罢之。”十年，尚书省奏：“河中府张锦自言复父仇，法当死。”上曰：“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十一年，诏谕有司曰：“应司狱廨舍须近狱安置，囚禁之事常亲提控，其狱卒必选年深而信实者轮直。
”十二年，尚书省言：“内丘令蒲察台补自科部内钱立德政碑，复有其余钱二百余贯，罪当除名。今遇赦当叙，仍免征赃。”上以贪伪，勿叙，且曰：“乞取之赃，若有赦原，予者何辜？自今可并追还其主，惟应入官者免征。”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故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
其诸子可皆除名。”先是，诏自今除名人子孙有在仕者并取奏裁。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十五年，诏有司曰：“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十七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议，以谓久恐滋弊。上乃命距京师数千里外怀冤上诉者，集其事以待选官就问。
时济南尹梁肃言，犯徒者当免杖。朝廷以为今法已轻于古，恐滋奸恶，不从。尝诏宰臣，朝廷每岁再遣审录官，本以为民伸冤滞也，而所遣多不尽心，但文具而已。审录之官，非止理问重刑，凡诉讼案牍，皆当阅实是非，囚徒不应囚系则当释放，官吏之罪即以状闻，失纠察者严加惩断，不以赎论。又以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辄受讼牒，为不称职，笞之五十。又谓宰臣曰：“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参知政事移剌道对曰：“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
”上曰：“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弛慢也。”罢朝，御批送尚书省曰：“凡法寺断重轻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但以卿等所见不一，至于再三批送，其议定奏者书奏牍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滞留，自今当勿复尔。”又曰：“故广宁尹高桢为政尚猛，虽小过，有杖而杀之者。即罪至于死而情或可恕，犹当念之，况其小过者乎？人之性命安可轻哉！”上以正隆《续降制书》多任己意，伤于苛察。而与皇统之《制》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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