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时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数，日再上。廷尉以为新制过轻，请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会尚书省详议。时高宗录尚书，集众议之，都官尚书周弘正曰：“未知狱所测人，有几人款？几人不款？须前责取人名及数并其罪目，然后更集。”得廷尉监沈仲由列称，别制已后，有寿羽儿一人坐杀寿慧，刘磊渴等八人坐偷马仗家口渡北，依法测之，限讫不款。刘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测立，首尾二日而款。陈法满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钱，未及上而款。
弘正议曰：“凡小大之狱，必应以情，正言依准五听，验其虚实，岂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测人时节，本非古制，近代已来，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朝晚二时，同等刻数，进退而求，于事为衷。若谓小促前期，致实罪不伏，如复时节延长，则无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强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贯高榜笞刺爇，身无完者，戴就熏针并极，困笃不移，岂关时刻长短，掠测优劣？
夫与杀不辜，宁失不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斯则古之圣王，垂此明法。愚谓依范泉著制，于事为允。”舍人盛权议曰：“比部范泉新制，尚书周弘正明议，咸允《虞书》惟轻之旨，《殷颂》敷正之言。窃寻廷尉监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后，凡有狱十一人，其所测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谓染罪之囚，狱官宜明加辩析，穷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启审分判，幸无滥测；若罪有实验，乃可启审测立；此则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汉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证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隐不服者，处当列上’。
杜预注云‘处当，证验明白之状，列其抵隐之意’。窃寻旧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宽优，十中不款者九，参会两文，宽猛实异，处当列上，未见厘革。愚谓宜付典法，更详‘处当列上’之文。”洙议曰：“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赊促，今古不同，《汉书·律历》，何承天、祖冲之、釭之父子《漏经》，并自关鼓至下鼓，自晡鼓至关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时不异。若其日有长短，分在中时前后。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后，分其短长，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
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检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时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时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愿去夜测之昧，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则冬至多五刻。虽冬至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意，窃谓允合。”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长史议得中，宜更博议。
”左丞宗元饶议曰：“窃寻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兼斟酌其佳，以会优剧。即同牒请写还删定曹详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
洙以太建元年卒，时年五十二。
戚衮，字公文，吴郡盐官人也。祖显，齐给事中。父霸，梁临贺王府中兵参军。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仍除扬州祭酒从事史。
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宜随尸而殡。”其为儒者推许如此。寻兼太学博士。
梁简文在东宫，召衮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人慑气，皆失次序。衮时骋义，摛与往复，衮精采自若，对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寻除员外散骑侍郎，又迁员外散骑常侍。敬帝承制，出为江州长史，仍随沈泰镇南豫州。泰之奔齐也，逼衮俱行，后自鄴下遁还。又随程文季北伐，吕梁军败，衮没于周，久之得归。仍兼国子助教，除中卫始兴王府录事参军。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六十三。
衮于梁代撰《三礼义记》，值乱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郑灼，字茂昭，东阳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阳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骑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聪敏，励志儒学，少受业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释褐奉朝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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