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须有本部监司、长吏、按察官，乃得磨勘。睦州团练推官柳三变到官未踰月，而知州吕蔚荐之。侍御史知杂郭劝言蔚未睹善状而荐之，盖私之也。乃限到官一考方得荐。又诏选人六考改官而尝犯私罪者加一考，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岁举京官不得过二人，其常参官毋得复举，自是举官之数省矣。又命监司以所部州多少、剧易之差为举令数，非本部无辄举。其后又增举主至三员。盖官冗之弊浸极，故保荐之法，大抵初略而后详也。
仁宗朝，尤以选人迁京官为重难。有司引对，法当与，帝亦省察其当否，乃可之。苏轼《策别》曰：「国家取人，有制策，有进士，有明经，有诸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凡此者，虽众无害也。其终身进退之决，在乎召见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今之议不过曰多其资考，而责之以举官之数。且彼有勉强而已，资考既足，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则将执文墨以取必于我，虽千百为辈，莫敢不尽与。臣切以为今之患，正在于任(文)[法]太过。
是以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吏部以其资考之远近，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材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岁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将不劳而自去。
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昔者唐有天下，举进士者，群至于有司之门。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而习知其为人，至于一日之试，则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于斯为盛。今以名闻于吏部者，每岁不过数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虽有失者，盖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
则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又曰：「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恶重者其罚均。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十数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惟其既以改官而无忧，
是故荡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县之中，长吏亲见其廉谨勤干之节，则其势不可以不举，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故曰今之法责人以其所不能者，谓此也。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此三者，其属无几耳。其贪其廉，其宽猛，其能与不能，不可谓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复以为牧人欤夫为长而属之不知，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今其属官有罪，而其长不即以闻，他日有以告者，则其长不过为失察。
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职司察其属郡，郡县各察其属，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罚之甚轻，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夫吏之贪者，其始必诈廉以求举，举者皆王公贵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连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余人，此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耳。为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变矣。如臣之策，以职司守令之罪罪举官，以举官之罪罪职司守令。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纵又加之，举官亦无如之何，终不能逆知终身之廉官而后举，特推之于幸不幸而已。
苟以其罪罪职司守令，彼其势诚有以督察之。臣知贪吏小人无容足之地，又何必以举官焉艰之。
石林叶氏曰：「祖宗时，监司郡守荐部吏，初无定员，有其人则荐之，故人皆谨重，不肯轻举，改官人每岁遂至数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固不得不谨其初。治平中，贾直儒为中司，尝以为言，朝廷终莫能处。盖人情沿习既久，虽使复旧，亦不可为也。」
七年九月，诏兵部侍郎李迪已下至知杂御史，于一任通判已上朝官内，历任无赃滥者，各同罪保举一员堪充选擢繁难任使，不得举执政臣僚及自己亲属。
十月，诏：「诸路转运及知州军监、朝臣并内殿崇班已上，于见任判司簿尉中，不以任数，有出身、四考已上、廉勤干济、无赃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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