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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第1133页
四枚为清钟焉。”《隋志》：“金之属二：曰编钟，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钟，县於一иね。”宋仁宗明道初，改制大乐，命集贤校理李照等预议，翰林学士冯元等同共讨论。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ね，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馀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於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钟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於律吕，专为十二之数也？且钟磬八音之首，《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 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锺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锺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之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元，范镇为《乐论》上之。其论钟曰：“夫钟之制，《周官 凫氏》言之甚详，而训解者其误有三：若云：“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则然，非在能动甬、衡上。”其误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则舞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方四，则鼓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既言鼓与舞修相应，则鼓与舞皆六，所云“钲六、舞四”，其误二也。又云：“鼓外二，钲外一。”彼既以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故从而穿凿以迁就其说，其误三也。今臣所铸编钟十二，皆从其律之长，故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以为钟之身。钲者，正也，居钟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为之鼓，上去二以为之舞，则钲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隧、甬、衡、旋虫，钟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广、长、空、径、厚、薄、大、小，钟之数也，起於内者也。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经》，差之毫则声有高下，不可不审。其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钟无大小，无厚薄，无金齐，一以黄锺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锺最薄而轻。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声者不见於《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ね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杨杰著注《元乐议》，以破镇说。曰：“镇谓：‘清声不见於《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枚而在一扌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独见於《周礼 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於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 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於《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後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於《经》哉？今镇箫、笛、埙、篪、巢笙、和笙献於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
陈氏《乐书》曰：“先王作乐，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纪之以三，平之以六，归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则以十有二辰正钟磬乐县之位，岂他故哉？凡以齐量、数度，考中声，顺天道而已。盖编钟十二，同在一ね为一堵，钟磬各一堵为肆。《春秋传》：‘歌钟二肆。’则四堵也。小胥之职：‘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是钟磬皆在所编矣。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於钟言编，则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离磬’。编则杂，离则特，谓之离磬，则特悬之磬，非编磬也。言磬如此，则钟可知也。荀卿言：‘县一钟’，《大戴礼》言：‘编县，一言特县。’钟磬如此，则编钟、编磬亦可知，岂非金石以动之，常相待以为用乎？由是观之，钟磬编县各不过十二，古之制也。汉服虔以十二钟当十二辰，更加七律一县为十九钟。隋之牛洪论後周钟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