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又有游徼，掌巡禁盗贼。亦皆有禄秩，而三老、孝悌、力田为尤尊，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古之所谓复除者，复其繇戍耳，如三老，盖亦在复除之科。然则谓三老为役可乎）。尝以岁十月赐酒肉，或赐民爵一级，则三老、孝悌、力田必二级；赐民帛一匹，则三老、孝悌、力田必三四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壶关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为郡，而东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状。至於张敞、朱博、鲍宣、仇香之徒为显宦有声名，然其猷为才望，亦皆见於为亭长、啬夫之时。
盖上之人爱之重之，未尝有诛求无艺、迫胁不堪之举；下之人亦自爱自重，未尝有顽钝无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汉以来，虽叔季昏乱之世，亦未闻有以任乡亭之职为苦者也。隋时，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词讼，而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诏集议，而众多是德林，遂废不置。然则隋时乡职或设或废，本无关於理乱之故，而其所以废者，盖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轻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
至唐睿宗时，观监察御史韩琬之疏，然後知乡职之不愿为，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士逸，即知政令风化渐以也）。唐宣宗时，观大中九年之诏，然後知乡职之不易为，故有轮差之举（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差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於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
自是以後，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徵求，极意凌蔑，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而至於破家荡产，不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然则差役之名，盖後世以其困苦卑贱，同於徭役而称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谓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盖服役於比、闾、族、党之官者也。
苏文忠公谓自杨炎定两税之後，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钱？然不知唐之所谓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乡职之谓也。二公盖亦习闻当时差役之名，但见当时差役之贱，故立论如此，然实则误举以为比也。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贼以规免，皆非古义也。成周之事远矣，汉之所以待三老、啬夫、亭长者，亦难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则役法愈，役议愈详。元讲明差雇二法，为一大议论，然大概役之所以不可为者，费重破家耳。
苏黄门言，市井之人应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长习见官司，吏虽欲侵渔，无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县，已自慑怖，而况家有田业，求无不应，自非廉吏，谁不动心，凡百侵扰，当复如故。以是言之，则其所以必行雇役者，盖虽不能使充役之无费，然官自任雇募之责，则其役与民不同，而横费可以省；虽不能使官吏之不贪，然民既出雇募之费，则其身与官无预，而贪毒无所施。此其相与防闲之术，虽去古义远甚，然救时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
然熙、丰言其不便者，则谓差役有休歇之时，而雇役则年年出费；差役有不及之户，而雇役则户户徵钱，至有不愿输钱而情愿执役者。盖当时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费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钱为不便。又当时各州县所徵雇役钱，除募人应役之外，又以其馀者充典吏俸给之用，又有宽剩钱可以备凶旱赈救。可以见当时充役之费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钱可以备此三项支用也。若夫一承职役，羁身官府，则左支右吾，尽所取办，倾倒廪不足赔偿，役未满而家已罄，事体如此，则雇役之法岂复可行，雇役之金岂复能了？
然则此法所以行之熙、丰而民便之，元诸君子皆以为善者，亦当时执役之费本少故也。礼义消亡，贪饕成俗，为吏者以狐兔视其民，睥睨朵颐，惟恐堕阳之不早；为民者以寇戎视其吏，潜形匿影，日虞怀璧之为殃。上下狙伺，巧相计度，州县专以役户之贫富为宦况之丰杀，百姓亦专以役籍之系否验家道之兴衰。於是民视乡亭之职役如蹈汤火，官又以复除之说要市於民，以取其赀。其在复除之科者，苟延岁月，而在职役之列者，立见虚耗，虽有智者，不能为谋矣。
所谓正本澄源之论，必也朝廷以四维励士大夫，饩廪称事，无俾有多藏之恶；士大夫以四维自励，力行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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