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五十二管之长短；六，论历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阴阳，配之以四时，建之於日月，通之於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既而右司谏议韩琦等言：“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率以意为律度，请复用旧乐。”诏下其议，而晏殊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乃诏太常雅乐悉仍旧制，照所造勿复施用。
皇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言：“明堂所用皆当随月用律，九月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闰十一月，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制局於秘阁，详定大乐。翰林学士王尧臣请命天章阁待制赵师民预详定，仍乞借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又召国子监直讲胡瑗、益州进士房庶同议大乐。
四年冬，知制诰王洙等献新乐，议者以为钟磬皆不合古，遂复命近臣详定，仍命参政刘沆、梁监议而当议者各安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锺律以献。五年九月，亲临视之，迁胡瑗、阮逸等官。而议者谓黄锺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於黄锺，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虽无法，而其声犹不失於古。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
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律，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其後诏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大常新定《大安之乐》。八月，诏：“南郊始用旧乐，其新定《大安之乐》，常祀及朝会用。”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礼，今旧乐高，新乐下，相去一律，难并用。且新乐未施郊庙，先用朝会，非先王荐上帝、享祖考之意。”帝以为然。
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於铸钅写务，得古编钟一，工人不敢毁，乃藏於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宝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後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郁而不扬。其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郎刘义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
”嘉元年正月，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至压宫架折，帝於宫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风眩，人以义叟之言为验。
仁宗庙室酌献奏《大仁之曲》；英宗庙室酌献奏《大英之曲》。神宗元丰三年，诏刘几、范镇、杨杰详定大乐。初，杰言大乐之失：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盖金声春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馀，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为度。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
请节其烦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永；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效乐者也。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声不依永，以咏依声；律不和咏，以声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谐，钟磬缺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众乐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
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清声，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也，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钟、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三曰金石夺伦。乐奏一声，诸器皆以其声应，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馀。今琴、瑟、埙、篪、笛、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钟、特磬、编钟、编磬击三声，声烦而掩众器，遂至夺伦，则钟、特磬、编钟、编磬节奏与众器同，宜勿连击。
帝乃下镇、几参定。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於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乐成。第加恩赉，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镇又言：“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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