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十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为Ａ１４之方，十寸尺为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积实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今方尺，积千寸，此之非是，五也。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斗，旁有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九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
’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其重一钧，声中黄锺；汉之斛，其重二钧，声中黄锺。、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又按：‘凫氏为钟：大十分，其鼓，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以其一为之厚。
’今无大小厚薄，而一以黄锺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钜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亦以黄锺为率，而无长短薄厚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未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者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与三分四六毫执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
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旁九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外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薄厚而中律与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於律，然後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
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於政令不已大乎。”元初，镇用房庶律法，上所定乐，下诏褒美。杨杰言：“按《尔雅》：‘黑黍；丕，一稃二米。’法律有用黍之文，无用丕之说，以为必得丕然後制律，未之前闻也。镇所造铜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龠。上三下二，与汉制符矣。
《汉志》：‘量，声中黄锺，始於黄锺，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声中黄锺，覆斛亦中黄锺之宫。’臣叩镇所造铜量，其声不与黄锺合，则非汉制也。黄帝命伶伦断竹节两，听凤之鸣以为律吕，此造律之本也。初无用黍之法，至汉制乃有用黍之制。镇以为世无真黍，乃用大府尺以为乐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实下旧乐三律矣。其可用乎！’镇乐律卒不行。
司马光君实与范镇景仁往反论锺律书君实书云：“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於黄锺之长，以子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误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黍为尺，纵置之则太长，横置之则太短。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则大其空径四六毫，是以乐声太高。
又尝得开元中笛及方响，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以为黄锺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长一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径，数合则律正矣。景仁比来盛称此论，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积古之谬，一世之惑。光窃思之，有所未谕者凡数条，敢书布陈。若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汉书》，异於今本。’夫按黍求尺，其来久矣。生所得书，不知传於何世，而相承积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众曾不寤也。
又，其书既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将安施设？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不宜如此冗长也。且生欲以黍实中，乃求其长，何得谓之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孔子称‘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则为新尺一丈二尺，得无求合其术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权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黍为尺，而後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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