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宣德门太庙南郊警场千一百一十六人：鼓吹令、丞各二员；职掌四；府典史八；都知一；院官录事二；歌、筚篥、箫、笛共百八；金钲二十四；奏严鼓、鸣角、大横吹、小横吹各百二十；歌、笛各九十六；节鼓三；笳百四十四；筚篥九十六；桃皮筚篥四十八。通主辖人员共千二百七十五。凡大驾鼓吹通五引，用工千五百三十，法驾三分损一，用二引（开府牧、御史大夫各十六工）小驾八百一十六工。初，太祖受命，承五代之後，损省浮长，而鼓吹局工多阙，每举大礼，一切取於军隶以足之（至一品以下葬，应给者亦取於营隶）。
後遂为常。大礼、车驾宿斋所止，夜设警场，每奏，先作金钲四，次大角四，次金钲二十四，次大角鼓百二十，次横吹等作一曲，如是者三叠，谓之一奏。三奏少止，五分其夜而奏之。乘舆至青城，祀前一日，御阙门观严警，亦劳赐焉。若巡幸，则夜奏以行宫前，人数减於大礼，用八百八十人。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十一月，南郊，卤簿使张昭言：“准旧仪，銮驾将出宫入庙，赴南郊斋宿，皆有夜警晨严之制。唐宪宗亲郊，时礼仪使高郢奏称，据鼓吹局申，斋宿夜奏严。
是夜警恐与扌追鼓版奏三严事不同。况其时不作乐悬，不鸣鼓吹，务要清洁。其致斋夜奏四严。请不行。详酌礼典，奏严之设，本缘警备，事体与作乐全殊。况斋宿之夜，千乘万骑，宿於仪仗之中，苟无鼓漏之徼巡，何以警众多之耳目？望依旧礼施行。”从之。
乾德六年，判太常寺和岘言：“郊祀有夜警晨严，《六州》、《十二时》及鼓吹回仗时，驾前《导引》三曲，见阙乐章。望差官撰进，下寺教习应奉。”诏诸乐章，令岘修撰教习供应。程氏《演繁露》曰：“《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词，如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者是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文之，闻其歌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时》、《导引》、《降仙台》并《六州》为四，每大礼宿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为警场。
真宗至自幸亳，亲飨太庙、登歌始作，闻奏严，遂诏：“自今行礼罢，乃奏。”政和七年，诏《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谓之《六州》，其称谓已熟也。今前辈集中大祀大恤，皆有此词。
先是角工不足，常取於州县及营兵以充。祥符中，命籍兵二百馀工，使长隶太常以阅习焉。凡大乐充庭，则鼓吹局设熊罴十二案於宫县之外（率一案用十工，龙凤鼓一，金钅享一，羽葆鼓一，歌工三，箫二，笳二）。凡大角三曲，警严用之（《大梅花》、《小梅花曲》）。鼓吹五曲（御制《奉歌》，旧有《六州》、《十二时》、《导引》、《降仙台》。真宗崇奉真圣，亦设仪卫，故别有《导引》二曲也），其馀大小鼓、横吹曲，悉不传。唐末大乱，旧声皆尽。
国朝惟大角传三曲而已，其鼓吹四曲，悉用教坊新声。车驾出入，奏《导引》及《降仙台》；警严，奏《六州》、《十二时》，皆随月用宫。仁宗既定雅乐，并及鼓吹，且谓警严一奏，不应再用其曲。亲制《奉歌》，以备三叠。又诏聂冠卿、李照造辞以配声，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皇亲飨明堂，御制《合宫歌》。熙宁亲郊，《导引》；还青城，增《降仙台》曲。
仁宗皇二年，帝谓辅臣曰：“明堂直端门，而致斋於内，奏严於外，恐失静恭之意。”因下太常礼议。而议者言警场，本古之鼓{鼓蚤}，所谓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师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舆宿斋，其仪卫本缘祀事，则警场亦因以警众，非徒取观听之盛，恐不可废。若以奏严之音，去明堂近，则请列於宣德门百步之外，俟行礼时罢。奏一严，亦足以称虔恭祀事之意。帝复谓辅臣曰：“既不可废，则祀前一夕，迩於接神，宜罢之。”
神宗元丰中，献言者论鼓吹乐以为害雅，欲调治之，令与正声相得。杨杰言：“正乐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气，格降鬼神，移变风俗，而鼓吹者军旅之乐耳。盖鼓角横吹，起於西域，圣人存四夷之乐，所以一天下也；存军旅之乐，示不忘武备也。“娄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车驾所在，则鼓吹与武严之乐陈於门而更奏之，以备警严。大朝会则鼓吹列於宫架之外，其器既异先代之器，而施设概与正乐不同。
国初以来，奏大乐作鼓吹备而不作，同名为乐，而用实异。虽其音声间有符合，而宫调称谓不可淆乱。故大乐以十二律吕名之，鼓吹之乐则曰正宫之类而已。若以律吕变易胡部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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