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御史中丞章奏乞教习保甲月分，差官按试。曾布言：“保甲固当教习，然陕西、河东连年进筑城寨，调发未已，河北连被水灾，流民未复，以此未可督责训练。熙宁中教保甲，臣在司农，正当此职事。是时司农官亲任其事，督责检察极精密，县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装之类非理骚扰者，亦皆冲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至十一月，蔡卞劝上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帝屡以督曾布。是日，布进呈畿内保丁总二十六万，熙宁中教事艺者凡七万，因言：“此事固当讲求，然废罢巳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推行，则人不至惊扰。
若便以元丰成法一切举行，当时保甲存者无几，以未教习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则人情汹汹，未易安也。熙宁中，施行，亦有渐。容臣讲求施行次第。”退以语卞，卞殊以为不快。
按王介甫尝言，终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若保甲之事，则其时布判司农寺，条画多出其建请，然绍圣之时，布独不欲复行，何也？盖其事繁扰，奉行不得其人，则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於军实。彼章、蔡卞之徒，但欲假绍述之说以遂其私，略不顾生民之休戚，布在当时，视群小犹为彼善於此者欤。徽宗崇宁四年，枢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馀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乃诏京畿、三路保甲并於农隙时教阅，其月教指挥勿行。
政和时，诸路团成保甲六十一万馀人。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其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神宗皇帝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隶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总，则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今见行敕令，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职之人，略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人员坐视故纵而不问，且军中有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至其逋亡，漫不省察？
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
七月，洪中孚为熙河兰湟路转运使。先是枢密院创招崇威、宁锐两军（三年十月二日），中孚自河东入觐，帝问新兵教阅就绪否。中孚曰：“教阅，易事也。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若未尝减损，似不须增，盖兵贵简练不贵多。今遽增二军，所费至广。臣不知献议者於经费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给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议增兵，未尝议费，可即罢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复安於南亩。今一旦罢遣，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转徙，则重为朝廷忧。
不若使填诸营阙；无阙，听於额外收管，不一二年尽矣。”帝称善。
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馀人，事故逃亡，於湖南北、江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乞本路、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取问犯人，除配沙门岛、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事干化外并依法外，馀并免决刺填。”从之。宣和三年，知婺州扬应试言：“诸郡屯戍，当隶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後号令不二。不然，将骄卒横，侵夺细民，气压州郡，有不胜其忧者。”於是诏自今令隶守臣。居无何，复诏曰：“将兵自当遵将官条教，其除前隶守臣指挥。
”其後江、浙盗起，攻陷州邑，东南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又事平之後，童贯奏言：“东南三将，类皆孱弱，全不知战，虚费粮廪，骄惰自恣。平时主领占差营私，大半皆习工艺。遂致寇恣横行，毒流一方，重费经画。今事平之後，当添将增兵，镇遏绥驭。然大抵南人怯弱，素失训练，终不堪战。今欲於内郡别置三将，并随京畿将分接续排置，使陕西军更互戍守，庶几东南可得实战之士，於计为便。”诏从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见近者招刺阙额禁军，枢密院立限十遽，以数万人而期一月，道路汹汹相怖，云诸军捉人刺人以补阙额，率教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会，忽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云‘充军’。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隶，皆藏避恐惧，事骇见闻。今国家暇，必欲招填禁军，当明示法令，赉以金帛，捐财百万，则十万人应募矣。捉人於途，实伤国体，乞亟行禁止。有已强刺涅之人释遣之，以释忧疑。
”诏：“如有非愿之人，速行改正。”
臣僚言：“逃卒所在有之。当祖宗时，军律甚严，若在戌还家，当役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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