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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第1450页
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於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於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之词也，出於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於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夫《苜》、《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於诗辞之外矣？何独於《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於《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谓：序者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刺其君。愚亦谓文公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淫谑。如《静女》、《木瓜》以下诸篇是也。文公又以为序者之意，必以为《诗》无一篇不为刺时君国政而作，轻浮险薄，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愚谓古者庶人谤，商旅议，亦王政之所许，况变风、变雅之世，实无可美者，而礼义消亡，淫风大行，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纵使讥讪之辞太过，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忧国，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讽讪之名，而自处於淫谑之地，则夫身为淫乱，而复自作诗以赞之，正孟子所谓无羞恶之心者，不可以人类目之，其罪浮於讪上矣，反得为温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并行而不相悖也。愚以为未然。夫《春秋》，史也；《诗》，文词也。史所以纪事，世之有治，不能无乱，则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录文、武而弃幽、厉也。至於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为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说是也。夫後之词人墨客，跌荡於礼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辈，作为乐府，备狭邪妖冶之趣，其词采非不艳丽可喜也，而醇儒庄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词，家不蓄其书，惧其为正心诚意之累也。而《诗》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录之於经，又烦儒先为之训释，使後学诵其文，推其义，则《通书》、《西铭》必与《小山词选》之属兼看并读，而後可以为学也。或又曰：文公又尝云：“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复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愚又以为不然。夫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之行，所谓不可对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与之语者，能道其宣淫之状，指其行淫之地，则未有不面颈发赤，且惭且讳者。未闻其扬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张揄扬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夫子谓宰我曰：“汝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於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诗》意於辞之外，文公求《诗》意於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後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於男女夫妇之，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