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士良等甚惮之。
武宗时，诏：“窃盗赃满千钱者死。”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饥寒也。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罢之。会昌五年制节文：“据律，已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论。公罪之条，情有轻重，苟涉欺诈，岂得勿论？向後公罪有情状难恕，并不在勿论之限。”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诏刑部颁行之。大中五年，敕：“今後有官典犯赃及诸色取受，但是全未发觉以前能经官陈首，即准律文与减等；
如知事发，已有萌肇，虽未被追捕勘问，亦不许陈首之限。”七年，敕：“法司断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则吏无逾制，法守常规。”八年，敕：“估绢结赃，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九十文为陌，计赃绢一匹。”僖宗乾符四年，敕：“法律有去任勿论之条，颇为侥幸。今後应州县官更所犯诸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论；五年内，同见任官例追收，据事定例。
”梁太祖开平四年，中书门下奏：“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请目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颁下施行。”从之。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台奏废伪梁《新格》，行本朝旧章。今集众商量，《开元格》多是条流公事，《开成格》关於刑狱，今欲且请行《开成格》从之。三年，大理寺奏：“准《断狱律》，诸立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案牍，若准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虑刑狱迟滞者。
”诏曰：“刑以秋冬，虽关恻隐；罪多连累，翻虑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罪，岂可以轻附重，禁锢逾时！言念哀矜，又难全废。其诸司囚徒，罪无轻重，并宜各委本司据罪详断，轻者即时疏理，重者候过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系军机，须行严令，或谋为逆恶，或蕴蓄奸邪，或行劫杀人，难於留滞，并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断狱律》，诸死罪不待覆奏报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以来，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诛夷。乞敕所司，应在京有犯极刑者，令决前、决日各一覆奏，听进止；有凶逆犯军令者，亦详临时一覆奏。”奉敕依。
容斋洪氏《随笔》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塘处置，敬塘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塘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子细裁遣。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
长兴四年，大理正张仁彖奏：“伏见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给丧葬行人皆於城外，或残害尸，多致邀求。准《狱官令》，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後行刑。注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又条，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於官地埋瘗，置砖铭於圹内，立牌於冢上，书其姓名。请依令指挥。”从之。
闽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刑百辟，岂宜加之楚！”乃释之。致堂胡氏曰：“庶人贫贱，不能备礼，故不责以行礼；大夫尊贵，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势也。贾谊得圣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喻，自是汉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杀。而临川王氏反此义为之说曰：‘礼，不可以庶人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为上而不施。’其意非为化民成俗而兴礼教也，直欲杀戮故老以制异己耳，岂非邪说害义之大乎！
以区区之闽，无道之曦，犹能为郑元弼正论而自屈；谈经佐王，乃祖韩非、商鞅之术，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犹尊信之。何哉！”
晋天福十二年，敕：“应天下凡关强盗捉获，不计赃物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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