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庆历，常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距今未远也，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馀卷，而脱简断编，亡散缺逸之数浸多。谓宜及今有所搜采，视旧录有未备者，颁其名数於天下，选文学博雅之士，求访《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借传写或官给，即其家传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从其请。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
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馀卷。乞依景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写御前书籍所於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馀官为校勘官。
进士以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诏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宁区宇，作新斯文，屡下诏书，访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几乎古，历岁浸久，有司玩习，多致散缺，私室所，世或不传。可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在所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求最多州县，亦具名闻，庶称朕表章阐绎之意。
”又诏曰：“三馆图书之富，历岁滋久，简编脱落，字画讹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遗，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命建局，以补全校正文籍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凡所资用，悉出内帑，毋费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诏同日而下，四方奇书，自是出。五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言：“有司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之御府。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
”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然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缉，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变，散失莫考。今见於著录，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赏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
乃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诏，其略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网罗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诏定献书赏格。自是多来献者。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癸等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後搜访，部帙渐广，乞仿《崇文总目》类次。”五年，书目成。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
复参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盖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绍定辛卯火灾，书多阙。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
叶氏《过庭录》曰：前世大乱之後，书籍散亡，时君多用意搜求。自汉成帝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而命刘向等校之，至隋炀帝设二台，募以金帛，开元後，元载当国，亦命拾遗苗发等为江、淮括图书使，每以千钱易书一卷，故人以嗜利伪作争献。时无刘向辈论考，即并藏之，但以卷帙多为贵。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凡世所不传者，类冗陋鄙浅无足观，及唐末五代书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争以夸人，不复更考是非，此亦藏书一僻也。
汉武帝时，河献王以乐书来献，乃《周官大司乐章》。当时《六经》犹未尽出，其误固无足怪。齐高帝时，雍州发古冢，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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