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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第1669页
芝少隐撰。尝为《哀湘累赋》，以反贾谊、扬雄之说。又为此书，颇有发明。
※《楚辞集注》八卷 《辩证》二卷
陈氏曰：侍讲新安朱熹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滞而远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义理，遂别为之注。其训诂文义之外，有当考者，则见於《辩证》。所以祛前注之蔽陋，而发明屈子之微意於千载之下，忠魂义魄，顿有生气。其於《九歌》、《九章》，尤为明白痛快。至谓《山海经》、《淮南子》殆因《天问》而著书，说者反取二书以证《天问》，可谓高世绝识，毫无遗恨者矣。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居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感而者也。其生平於《六经》皆有训传，而其殚见洽闻，发露不尽者，萃见於此书。呜呼，伟矣！其篇第视旧本益贾谊二赋，而去《谏》、《叹》、《怀》、《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为《离骚》，而宋玉以下则曰《续离骚》。其言《七谏》以下辞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为名言也。
朱子自序曰：自屈原赋《离骚》，而南国宗之，名章继作，通号《楚辞》，大抵皆祖原意，而《离骚》深远矣。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於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於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於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於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校泪讴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於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辞人之赋”视之也。然自原著此辞，至汉未久，而说者巳失其趣，如太史公盖未能免，而刘安、班固、贾逵之书，世复不传。及隋、唐间，为训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骞者，能为楚声之读，今亦漫不复存，无以考其说之得失。而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於世，其於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舆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覆，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於事情，或以迫切而害於义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於当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隐括，定为《集注》八卷，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於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来者之不闻也。呜呼忄希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
《朱子语录》曰：《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九歌》是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於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不贯。楚“些”，沈存中以“些”为咒语，如今释子念“娑婆诃”三合声，而巫人之祷亦有此声，此说得好。盖今人只求之於雅，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晓不得。《楚辞》平易，後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後来如鲁直恁地著力做，只是不好。
※《楚辞後语》六卷
陈氏曰：朱熹撰。凡五十二篇，以晁氏《续》、《变》二书刊定，而去取则严而有意矣。
朱子自序曰：《楚辞後语》目录，以晁氏所集录《续》、《变》二书刊补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为此书，固主为辞，而亦不得不兼取於义。今因其旧，则其考於辞也宜益精，而择於义也当益严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谨也。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於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馀韵。而宏衍钜丽之观，忄愉快之语，宜不得而与焉。至论其等，则又必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其或有是，则虽远且贱，犹将汲而进之。一有意於求似，则虽迫真如杨、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义，则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君人者诚能使人朝夕讽诵，不离於其侧，如卫武公之《抑》戒，则所以入耳而著心者，岂但广厦细旃，明师劝诵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属，其辞若不可废，而皆弃不录，则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虽有“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之云，亦屠儿之礼佛，倡家之读礼耳。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而何讽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弃，则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今皆取之，岂不以夫琰之母子无绝道，而雄则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辞，晁氏以为中和之发，於此不类，特以其为古赋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谓晋臣耻事二姓而言，则其意亦不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