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必以许氏为宗，而铉、锴兄弟最其亲近者，如阳冰、林罕、郭忠恕等辈，俱当收拾采掇，聚为一书，使学者复睹纯全，似非小补，顾力有所不及耳。《韵谱》仍便於检阅，然局以四声，则偏旁要未易见，乃因司马光所上《类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说文》次第安排，使若鱼贯然，开编即可了也。《说文》所无，而《类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则但举其先，而略其後，虽许氏本在上去入声，而《类篇》在平声，亦移载平声，大抵皆以《类篇》为定。
《类篇》者，司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初，宋祁、郑戬建言“见行《广韵》乃陈彭年邱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当，有误科试，乞别刊定”。即诏祁、戬与贾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领之。宝元二年，书成，赐名《集韵》。度等复奏《集韵》添字极多，与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参协，乞别为《类篇》。即以命洙；洙寻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锡、张次立同加校雠。宿迁，又命范镇代之。镇出，而光代之，乃上其书。自《集韵》、《类篇》列於学宫，而《广韵》、《玉篇》微矣。
然小学放绝，讲习者寡，独幸其书具存耳。所谓《广韵》则隋仁寿初陆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仪凤後郭知元等又附益之，时号《切韵》。天宝末，陈州司法孙忄面者以《切韵》为谬，略复加刊正，别为《唐韵》之名。在本朝太平兴国及雍熙、景德，皆尝命官讨论，大中祥符元年，改赐新名曰《广韵》。今号《集韵》，则又宝元改赐也。《切韵》、《广韵》皆不如《集韵》之最详，故司马光因以修《类篇》。《集韵》部叙，或与《广韵》不同，锴修《韵谱》尚因之，今五音先後并改从《集韵》盖《类篇》亦以《集韵》为定故也。
呜呼！学无小，而古则谓字书之学为小，何哉？亦志乎学当由此始尔。凡物虽微，必有理存，何况斯文。幼而讲习，磨浸灌之久，逮其长也，於穷理乎何有？不则躐等陵节，君子不贵也。今学者以利禄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弃捐不省；喜字书者，求其心画端方，巳绝不可得，但肆笔趁姿媚耳！偏旁横竖，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经，固未始不用此，匪独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说文》，覃思颇有所悟，故其解经合处亦不为少，独恨求之太凿，所失更多，不幸骤贵，附和者益众，而凿愈甚。
盖字有六义，而彼乃一之，虽欲不凿，得乎？科试竞用其说，元尝禁之，学官导谀，绍圣复用，嗜利禄者靡然风从，凿说横流，泊丧道真，此吾苏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则又非是。夫国家既不以此试士，为士者可以自学矣，乃未尝过而问焉。余窃哀之。虽老矣，犹欲与後生共讲习此，故先为此《五音韵谱》，且叙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尝与贾直孺之孙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说文解字韵谱》，别以《类编》，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谱》。其部叙仍用许叔重旧次，盖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检阅，故专以声相从，叔重当时部叙固不暇存。既不存当时部叙，则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则字之有形而未审厥声者，岂不愈难於检阅乎？此宝元所以既修《集韵》，必修《类篇》，修《类篇》盖补《集韵》之不足处也。《集韵》、《类篇》，两者相顺，则字之形、声，乃无所逃，检阅之难，果非所患。
故某初作《五音谱》，不敢紊叔重部叙旧次，其偏旁皆按堵如故，独依《类篇》取《集韵》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顿，粲然珠连，不相杂揉，古文奇字，毕陈立见，颇自谓於学者披阅径捷，不愧楚金兄弟之言矣。书既成，未敢出也，会得请归眉山，惟吾乡家氏三世留意篆学，多所纂述。每欲持此书相与考评精角，或增或损，而去乡逾一星终，及归，则旧游零落尽矣。後生虽多俊才，不复肯以小学为事，所谓《五音谱》者，遂束之高阁。兹来遂宁，与馀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为古文奇字，声溢东南，凡江、浙偏旁，与其他金石刻，多仲房笔其乘暇。
则出《五音谱》，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书也，便可刊刻，与後学共之，复何待？”某曰：“姑徐之，试为我更张其不合者。”巳而，仲房谓某曰：“《五音谱》发端实因徐氏，则此谱宜以徐氏为本。则所谓以声相从，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颠倒，叔重部叙亦何可独异？盖即用徐氏旧谱，参取《集韵》卷第，起东终甲，而偏旁各以形相从，悉依《类篇》。今若此，则《说文解字》形声具存此谱，於检阅岂不愈径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叙耳。
”某曰：“叔重部叙旧次，起一终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说者，楚金实始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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