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传靳列传》与《汉书》同，而《将相年表》迄鸿嘉，则未知何人所补也。褚先生者，名少孙。裴る即注《三国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广作《史记音义》，る本之以成《集解》。窃尝谓著书立言，述旧易，作古难，六{艹执}之後，有四人焉。摭实而有文采者，左氏也；冯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者前未有比，後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师友读书记》曰：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扬雄、班固之论不得实（见班固《司马迁传》）。《秦始皇本纪》皆讥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记》，其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诗》、《春秋》之义也。
《朱子语录》曰：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太史公三代本纪，皆著孔子所损益四代之说，《高帝纪》又言“色尚黄，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颜而行夏时，乘殷辂，服周冕，用《韶》舞，则固好；以刘季为之，则亦未济事在。
曹器远云：“黄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长陵。此事大事，所以书在後。”先生云：“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叙，有疏阔不接续处，如此等是也。”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
然子由之语虽好，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犹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云：“形势虽强，要以行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
伯恭极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此亦众所共知，何必马迁？然迁尝从董仲舒游，《史记》中有“余闻之董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只在於权谋功利。又如《伯夷传》，孔子正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尽用孔子之语作传，岂可以子由为非，马迁为是？
可惜子由死了，此论至死不曾明。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於《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东莱吕氏曰：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於此而起义於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夹氵祭郑氏曰：仲尼既没，诸子百家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於历代实迹，无所统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後，司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
《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皇帝、尧、舜，至於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记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後，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後无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於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
凡著书，虽杂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皆楚人之词，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以俚俗，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堕先人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新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扌氏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杌》无善後之人，故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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