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受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於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十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於设法罔民。
便一时非理之私，而不虑後日催纳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後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者，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己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
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青苗钱，四月二十六日指挥，尽纯仁意。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不报。光寻具子，乞约束抑配，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於帘前曰：“近者，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
按：元初，温公入相，诸贤并进用，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救眉燃，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罢青苗钱，复行常平仓法矣，未几而复有再给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请乃出於范忠宣。虽曰温公在告，不预知，然公其时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给钱斛之说，则非全不预知也。後以台谏交章论列，舍人不肯书黄，遂大悟而不复再行耳。至於役法，则诸贤之是熙宁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杂然并行；免役六色之钱，仍复徵取。
然则诸贤虽号为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中盖未尝有一定之见，宜熙、丰之党後来得以为辞也。然熙宁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举司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其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宽剩，而复徵头子钱，民输钱日多，而雇人给直日损，遂至宽剩积压。此皆其极处。至绍圣，国论一变，群奸唾掌而起，於绍述故事宜不遗馀力。然考其施行之条画，则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额抑配；人户助役钱宽剩亦不得过一分，而蠲减先於下五等人户，则聚敛之意反不如熙宁之甚矣。
观元之再行青苗，复徵六色役钱，则知兴利之途，虽君子不能尽窒之。观绍圣之青苗取息，役钱宽剩皆止於一分，则知言利之名，虽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储贵发贱敛，以赈凶饥，广畜储，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惩常平积滞不散，侵移他用之，则青苗未尝不可行（晦之说如此）。以坊场扑买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钱，以资雇役，所徵不及下户，不取宽剩，亦可以免当役者费用破家之苦，则助役未尝不可行（二苏之说如此）。
介甫狠愎，不能熟议缓行，而当时诸贤又以决不可行之说激之，群忄佥因得以行其附会谋进之计，推波助澜，无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来章、蔡诸人之上矣。绍圣绍述之事，章为之宗主，然元时尝言：“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将益甚矣。”其说不惟切中元之病，亦且深知熙、丰之非。然则後来之所以攘臂称首者，正张商英所谓热荒要做官，而民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尝不了然中也，其奸人之雄欤！
绍圣二年，户部尚书蔡京乞下有司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言：“自元罢提举官，钱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欲乞追还向所侵借，令当职官依限给散，以济乏阙，随夏秋税偿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右承议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
徽宗政和八年御笔：“常平敛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来，诸路欠阙，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令常平司恪遵条令，敛散必时，违者以大不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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