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此附庸在封疆之证也。‘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证也。‘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奄有凫绎，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证也。封疆之内，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军制赋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车千乘，则举封疆而言。虽七百里犹可，而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军赋而言之；於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独举军制而言也。於天子言万乘者，以赋法通率也。於诸侯言千乘者，兼军赋而言也。
於诸公言五百里，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诸男言百里者，独举其出军赋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见，若异而相通，何尝纤毫牾哉？且先王之於诸侯，岂其封疆一定而遂无所劝惩哉？公之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庆而益以地，则岂以百里为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见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庆而益，责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广鲁以七百里，则广周公云尔，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
於齐有赐履焉，於卫有封畛土略焉，於韩侯有奄受北国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数也。与《武成》、《孟子》之言盖相表里矣。然则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诸儒之说孰是乎？曰：皆非也。郑司农谓所食租税之数，男五十里，是大国贡轻，小国贡重也。郑康成谓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国土沃，而小国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岂诸侯之地皆无不易者哉？康成之说既不通司农之说，又倒置轻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强也。
岂所谓‘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产曰：‘先王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谓邦内甸服也。畿外诸侯则列尊贡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轻乎？康成曰‘大国贡重正之也，小国贡轻字之也’，其意是矣。柰何以一易、再易、三易为说也？授之沃壤而贡重，予之瘠上而贡轻，是乃当然，乌在其为正之、字之哉？当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为正，然王食岂尽取其所税哉？
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十一取诸侯，则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贡重欤？《职方氏》七伯当为什一伯，注说为是。”
陈氏《礼书》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称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异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异，故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之地方四百里，诸伯之地方三百里，诸子之地方二百里，诸男之地方百里。盖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广封也。正封则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无所屈卑者，嫌於削而无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从侯，男之地必上而从子。至於广封，则欲上之政令，有所统而不烦；
下之职贡，有所附而不费。又非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异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异於子也。”
《朱氏语录》曰：“向来君举进《制度说》，《周礼》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围五百里，径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径只百里；方三百里，径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径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径只二十五里。有奇其说，与《王制》等语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则四，公以封侯则六，侯以封伯则七，伯以封子则二十五，子以封男则百。男其地已有定数，此说如何可通？况男国二十五里之小，则国君即今之一耆长耳，何以为国君？”
按：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礼 大司徒》、《职方氏》所载，与《王制》及子产、孟子所言不合。郑注以为合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会二说而一之。如陈祥道、唐仲友之论特为明畅，故备录之。若止斋径围之说，则侯伯子之地仅可吻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仅得五十里之半，其与《王制》、《孟子》所言均之，为龃龉不合耳。
右分封之制。
《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钅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赋之事，故谓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总，刈禾曰钅至，半稿也。半稿去皮曰秸。谓之服者，三百内去王城为近，非惟纳总、钅至、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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