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愈多而财愈不供,此其为惑,未可以知其所终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乡者岂能寒而不衣,饥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何以过此?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之地至狭也。然岁岁出师,以诛讨僭乱之国,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东下并潞,其费用之众,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尝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则亦甚惑矣!夫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
以三十年之通,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馀,是以九年之蓄,常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於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於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
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壮之时,丰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无疾以至於寿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若八九十者,将何以待其後邪!然天下之人,方且穷思竭虑,以广求利之门,且人而不急,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将不为国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费,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臣不能尽知,请举其所闻,而其馀可以类求焉。
夫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以不急之实,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岁而郊,郊而赦,赦而赏,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此诚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同其忧乐者,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钜万计,此何为者也?天下之吏为不少矣,将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今河水为患,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行其灾,而责之以救灾之术,顾为都水监。
夫四方之水患,岂其一人坐筹於京师而尽其利害?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可胜计哉?盖尝闻之,里有畜马者,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厩长立而马益癯。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臣以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以往,莫不有益,惟无轻其毫而积之,则天下庶乎少息也。”
曾巩《议经费》曰:“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用者必於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尝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馀,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
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馀。且以景德、皇、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馀员,皇二万馀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馀,其总三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十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於景德,郊之费亦一倍於景德。
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治平用财之端多於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岁之数入、官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人如皇、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於旧而浮於今者,有约於今而浮於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馀财三万万。
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馀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