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或以充赏给，斗直数十，钱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夫军士妻子不过数口，而月给粮数斛，即其费有馀矣。百万之众，所馀既多，游手之民，资以给食，农夫之粟，何所求售？况粮之来也，至远至艰；官之给也，至轻至易。岁之丰俭，不可预期，傥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边境之急，何以救之？今运米一斛至京师，其费不啻三百钱，诸军旧日给米二升，今若月赋钱三百，人必乐焉。是一斗为钱五十，计江淮运米工脚，亦不减此数。
望明敕军中，各从其便，愿受钱者，若市价官米斗为钱二十，即增给十钱，裁足以当工脚之费，而官私获利，数月之内，米价必增，农民受赐矣。若米价腾踊，即官复给粮，军人粜其所馀，亦获善价，此又戎士受赐矣。不十年，官有馀粮，江外之运，亦渐可省。”上览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积仓粟一千五百六十万馀石，草一千七百万五千馀围。国初以来，四河所运粟未有定制。至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自是，京城积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凡漕运，大约其数，亦计临时移易焉）。凡水运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运粟，於扬、真、楚、泗州四处置仓以受其输，既而分调舟船溯流而入京师，置发运使领之。
荆湖、江、淮、两浙以及岭表金银、香药、犀象、百货亦同之。惟岭表陆运至虔州而後水运（咸平五年七月，又命户部判官凌策，与江南转运同计度，省自京至广南香药驿递军士及使臣计六千一百馀人）。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发运使领之。陈、颍、许、蔡、光、寿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东十七州之粟帛，由广济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运，而岁计所赖者，惟汴流焉河北卫川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有廷臣主之。
川陕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运送江陵。自江宁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疋，分为十纲（旧常至数百万疋）。天禧末，水陆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馀贯、两、端、疋，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馀斤。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虔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凤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止斋陈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自十五丈河历曹、陈济及郓至京师，四河所运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东南粟岁不过四百五十万石，後增至六百万。天圣中，发运使请所部六路计民税一石，量籴粟二斗五升，岁可更得二百万石给京师。仁宗曰：“常赋外增籴，是重扰民。”不许。时江南贵民贫，尚书员外郎吴耀卿以为言，诏岁减五十万，後是三司奏，复增至六百万。然东南灾歉，辄减岁漕数，或百万或数十万。又转移以给他路者时有焉。
庆历中，诏减广济河岁漕一十万石。後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而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钱，劳费甚广；嘉四年，诏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旧转运使以本路纲输真、楚、泗州转般仓，载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而汴舟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岁擢运者四。河冬涸，舟卒亦还营，至春复集，名曰放冻。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无风波沈溺之患。其後发运使权益重，六路上供米团纲发船，不复委本路，独发运使专其任。
文移坌并，事目繁夥，有不能检察，则吏胥可以用意於其。操舟者赇诸吏，辄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以趋京师。自是江、汴之舟，合杂混转无辨矣，挽舟卒有终身不还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中，发运使许元奏：“近岁诸路因循，粮纲法坏，遂令汴纲至冬出江，为他路转漕，兵不得息。宜敕诸路增船载米，输转般仓充岁计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说为然，朝廷为诏如元奏。久之，而诸路纲不集。
嘉三年，复下诏切责有司以格诏不行，及发运使不能总纲条，转运使不能斡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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