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既而上言者云：“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输家财助国，或赍蜡弹，冒险阻，或以进言献策。今率试以弓马，而旧补授至升朝官、大使臣者，例得校尉，未为允惬。宜令借补文臣，试兵书战策，以为殿最，馀并验实免试注官。”
东莱吕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见於经，其可见者，至周始有。自周後数千载，凡其废置、沿革、轻重，就所偏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论须见得所以废置、因革、轻重之所以然。以大略观之，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轻。且如《周礼》以乡三物教民，谓之宾兴，只看‘宾’之一字，当时盖甚尊士。详考前一段，他是一个本末度数精详具备，固不必说；只看他‘宾兴之，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贰之’，如此其重。
及至後世，如饮墨水，如夺席、脱容刀，如棘围，如糊名，若防奸盗然。为士者须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轻？须当深究之。三代之时，士一个进修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须看当时之於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则甚详；後世待之既轻，考之又略。且如《王制》论乡秀士升於司徒，曰选士；司徒又论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这里方可受爵禄。司马，政官也，以其可使从政也。
凡经四级，然後始可从政。然犹未也，司马又辨论官材，论其贤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与之以禄。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经四级，已入仕之後凡经三级。经七级，然後始得禄。其考之之详如此。成周之时，见得官爵皆天位天禄，不敢轻授。至後世，与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为进退，盖有以一日之长而决取终身之富贵者。当时考之甚详如此，然论其大略，汉唐以来，大抵自重而渐轻，自缓而渐速。
由汉以来，虽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礼，然犹州长身劝为之驾，虽以当时号为谄谀如公孙弘者，犹是乡人劝勉而来，未尝自进。到得後来，唐始令投牒自进，而士始渐轻，此所谓‘自重而渐轻’。自汉至唐，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或是为人所论荐，或再应皆中，或藩方辟举，然後始得释褐。至本朝始，放进士及第即放释褐，此所谓‘自缓而渐速’。科目虽多，其历代常行自有数。自汉至隋以前，惟孝廉与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进士、明经常行；至熙宁後，王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进士独存，明经始废（熙宁四年，明经科废罢），此其大略可见。
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历代常行不废，汉则因事而举，六朝亦举，至唐及本朝亦未尝废；到得熙宁，王荆公得政，孔文仲对策议新法，制科始罢。至元初，又再复得两三举，至绍圣初，章为相，欲行荆公法，又再罢（景德四年，帝曰：“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苟有济时之用安得知？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熙宁二年，贤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诏：“毁薄时政，不足收录，告示发付本任。”天圣八年，茂才富弼，景二年，体用吴育；
景六年，贤良苏辙、苏轼）。大抵三代之时，不专是语言文章，至汉以来，则有所谓射策、对策，是时已成科举之习，虽然，尚理会经义，又与时议。到隋炀帝之时，风俗浮华，始有进士之科，方有律赋。自唐以来，孝廉、秀才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经、进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时，有记问者则得明经，有辞藻者则得进士。当时南北未分，两边各自设科。既分之後，後周进士未设，尚自理会秀、孝二科。是时，南人高南师，北人高北师，各守家法，莫之能定，当时主司有欲优劣之者，反为所难。
隋炀帝时，风俗浮华，进士科始立。至唐初，进士、明经都重；及至中叶以後，则进士重而明经轻，盖当唐之时，文华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究之类。当时之人为之语曰：‘焚香取进士，嗔目待明经。’才设进士试时，便设香案，有拜跪之礼；才到明经试时，则设棘监守，惟恐他传义。当时进士有帖经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记这传义，於是有赎帖。才是进士科试帖经，不知是或作一篇文，或作一赋，便可赎帖经。
及至熙宁，荆公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一科，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所以自进士科一并之後，榜出多是南人预选，北人预者极少。自哲庙以後，立齐、鲁、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庆历中，范文正公、富公、韩魏公执政，欲先试论策，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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