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大率皆送尚书省。尚书省下六曹，六曹付诸案勘当，检寻文书，会问事节，近则寺监，远则州县，一切齐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夺归著，申尚书省。尚书省送中书取旨，中书既得旨，送门下省覆奏画可，然後翻录下尚书省。尚书省复下六曹，方符下诸处。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数月，远者逾年，未能决绝。或四方急奏待报，或吏民词讼求决，皆困於留滞。又本置门下省，欲以封驳中书省录黄、枢密院录白，恐有未当。若令举职，则须日有驳正，争论纷纭，执政大臣遂成不叶。
故自置门下省以来，驳议甚少。又门下不可得直取旨行，虽有驳议，必须却送中书取旨，中书或不舍前见，复行改易。又内批文字及诸处奏请，多降付三省同共进呈，则门下之官己经商量奏决，若後有驳正，则为反复。近日中书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门下省。然则门下一官殆为虚设，徒使吏员倍多，文书繁冗，无益於是。臣等今众共商量，欲乞依旧令中书、门下通同职业，以都堂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台谏官章奏，己有圣旨三省同进呈外，其馀并令中书、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
事大则进呈取旨，降敕；事小，则直批状指挥，一如旧日中书、门下故事。并两省十二房吏人为六房，同共点检钞状，行遣文书。若有溢员，除拣选留住外，并特与减三年出职，不及三年应出职者，与减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给事中封驳；差除有不当，委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又两省谏官皆得论列，则号令之出，亦不为不审矣。如此则政事归一，吏员不冗，文书不繁，行遣径直，於先帝所建之官并无所变更，但於职业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务时宜差为简便耳。
”
石林叶氏曰：“本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仆射又为之长，则出令之职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
既以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有给事中封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後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致堂胡氏曰：“古者论一相而止。至成王时，虽以周公位冢宰，然亦与召公同相为左右。此《尚书》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自圣独专相事，又将训後世，为人心不同而大贤难得，则参错并用，犹驱车，犹植屋，兼取众力，相辅相正，归於无失而己矣。故自汉以来，或置左、右丞相，或并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仆射，又有侍中、中书、尚书两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参预朝政；而其大纲，则俾中书出令，门下审驳，分为二省，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
当贞观之时，君明臣忠，朝希秕政，不数年坐致太平，其集材并用之效如此。诸葛武侯曰：‘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ハ而获珠玉也。’鸣呼！为君如太宗，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为後世法也。若弃数百年成规，合三省为一，以一相专之，而官属如故，略无可否，见姓署名，是中书、门下之名存，而基命驳正之实亡矣。岂非舞文便私之甚哉？”
按：温公所言，以三省同取旨为是，盖主於合也。致堂所言，以三省各振职为是，盖主於分也。其旨似异。盖门下审覆之说始於唐，然唐以中书门下为政事堂，则己合而为一矣。但门下省之官，有给事中任出纳王命之事，有散骑常侍、左右司谏任谏争阙失之事，皆所谓覆审。而贞观时，太宗又命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有失辄谏，则门下省无不举职之官矣。坐庙堂者，商订於造命之初，毋或擅权而好胜。居纠驳者，审察於出令之後，不惮纠过以弼违，则上下之间始无旷职，而三省之设不为具文。
固不必为宰相者各据一省，显分尔汝，然後谓之称其职也。盖元丰官制之行，王为首相，蔡确为次相。确奏乞以首相兼门下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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