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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第624页
郊祀天，则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矣。《大宗伯》‘以黄琮礼地，牲、币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阴祀用黝牲’，则牲有不同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则玉有不同也。《大司乐》‘奏太蔟，歌应锺，以祀地示，凡乐函锺为宫，若乐八变，地示皆出’，则乐有不同也。盖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礼，礼之然後祀。函锺为宫，求之之乐也；太蔟、应锺，祀之之乐也。若夫玉之黄琮两圭，牲、币之黄黑，盖祭有不一，而牲、币、器亦从而异也。郑氏之徒，谓夏至於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谶纬之说，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致天神而人鬼与之者，荀卿所谓‘郊则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则郊地合物魅，宜矣。郑氏谓致人鬼於祖庙，致物魅於坛单，盖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经无据。”
又曰：“古者，正祭有常数，非正祭者无常时，故岁祭天者四。《诗序》曰：‘春夏祈于上帝。’又曰：‘《丰年》，秋冬报。’则春祈，《左氏》所谓‘启蛰而郊’是也；夏祈，所谓‘龙见而雩’是也；秋报，《月令》所谓‘季秋大享帝’是也；冬报，《周礼》所谓‘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类、造、祷、祠之属，非正祭也。祭地之礼，《周礼》所谓‘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正祭也；祷、祠之属，非正祭也。然先王亲地，有社存焉。《礼》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申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或以社对帝，或以社对郊，则祭社乃所以亲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太祝》‘太师、大会同，宜於社’，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则后土非社矣。郑氏释《大宗伯》，谓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释《月令》，谓后土，黎也；释《太祝》，谓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两之也。《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汉武帝祠后土於汾阴，宣帝祠后土於河东，而宋、梁之时，祠地皆谓之后土，则古者亦命地示为后土矣。然《周礼》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则所谓后土者，非地示也。”
朱子曰：“《周礼》有圜丘、方泽之说，後来人只说社便是后土。见於书传，言郊社多矣，某看来也自有方泽之祭。”
杨氏曰：“愚按《大司乐》‘奏太蔟，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示’，郑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阴祀用黝牲，毛之’，郑注云：‘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泽之礼，此外则有社祭，亦祭地也。郑氏亦既知之矣，及注《曲礼》‘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黄琮礼地’，《典瑞》‘两圭祀地’，又云地神有二，岁有二祭，夏至祭昆仑之神於方泽，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盖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郑氏所不能违也。有昆仑，又有神州，有方泽，又有北郊，析一事以为二事，此则惑於纬书，而牵合圣经以文之也。知有正礼，而又汨之以纬书，甚矣其惑也！”
右以上所述祀地礼文，系信斋杨氏《祭礼》，据经文所载，条为始终之序。如《通典》，则依郑氏注，以方丘为祭昆仑之神，丘在国之北，礼神之玉以黄琮，牲用黄犊，币用黄缯（所谓各如其器之色），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服与配，经文不载，注家以为同祭天之礼，故服大裘，配后稷），其乐则《大司乐》之函锺为宫云云，至八变则地皆出，可得而礼是也。神州地，则为坛於北郊，名泰折，玉用两圭五寸有邸，牲用黝犊（阴祀用黝牲），币用黑缯（币，经无文，据牲用黑，知当从其色），配亦以后稷，其乐则奏太簇，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示是也。按郑氏解经，於天地之祀皆分而为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人祀天之礼，郊与明堂本二处，所配之祖又不同，则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语，而指其帝为五精之神，感生之帝，犹云可也。至於祭地，则经文所载惟方泽而已，乃以为此所祀者昆仑，而又有神州，则祭之於北郊。盖北郊之名，亦出纬书（《孝经纬》：祭地示於北郊），《礼经》所不载，於是又因《祭法》有泰折之语，而以为泰折即北郊，又非方泽也。其支离不通弥甚矣！
秦始皇帝即位三年，祠八神，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命曰“”；地贵阳，祭之必於泽中圜丘云。
汉武帝元狩二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於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侍祠之人著黄衣）。”於是天子东幸汾阴，汾阳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阴隹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
《汉旧仪》：祭地河东汾阴后土宫，宫曲入河，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礼仪如祭天，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