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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第867页
皇朝旧礼，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其证九也。
疏奏，从之。
宋制：三年一，以孟冬；五年一，以孟夏。
仁宗嘉四年冬十月，大於太庙。
先是，上将亲，下礼官集议东乡之位。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正太祖东乡位，而知太常礼院韩维以为宜如祖宗故事，虚东乡之位便。时礼官不敢决。乃与待制以上台谏官同议，曰：“太祖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大上列昭穆而虚东乡。魏、晋以来，己用此礼。今亲享之盛，宜如旧便。”诏恭依。
礼官张洞、韩维又言：“唐《郊祀志》载祝文，自献祖至肃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母也。《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之文，盖未有本室，遇享即附祖姑下。所以大顺中，三太后配列祭。博士商盈孙以谓误认《曲台礼》意。每室既有定配，则馀后不当参列，请依奉慈例。”
学士承旨孙等八人曰：“《春秋传》‘大者何，合祭也。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以国朝事宗庙百有馀年，至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非无典据。祥符五年己曾定议，礼官著酌中之论，先帝有‘恭依’之诏。他年有司摄事，四后合食。今甫欲亲，四后见黜，不亦疑於以礼之烦也？受命之君，以议礼制典为重，继体之君，以承志遵法为美。先帝议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庙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尽祖宗之意，则莫若守其旧礼。疑文偏说，未可尽据。传曰‘祭从先祖’。又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等愚以谓如其故便。”
学士欧阳、吴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庙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贵者，始著并之文，其不当者，则又有别庙之祭。本朝，乃以别庙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无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怀，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之后，统以帝乐；别庙诸后，以本室乐，二也。升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一统於帝；别庙诸后，乃从专享，三也。升之后，联席而坐；别庙诸后，位乃相绝，四也。章献、章懿在奉慈庙，每遇、本庙致享，最为得礼。若四后各祭於庙，则其尊自申，而於礼无参差不齐之失。以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则是失礼之举，无复是正也。请从礼官。”
於是刘敞特奏曰：“今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後儒疑似之说；不务讲求本朝之故，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不务将顺主上广孝之心，而轻议宗庙久行之仪。欲摈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可使有後悔哉。当留圣念。”
初，上春秋高，议者恐上劳拜起，礼官遂造此议。上微闻之，及得敞奏，谓近臣曰：“朕初谓礼当然，苟以拜起为烦，朕犹能之，何惮也！”乃诏“别庙四后，享如旧，俟大礼毕，别加讨论。”
杨氏曰：伏读国朝《会要》仁宗皇帝嘉四年三月，内出御札曰：“惟享之义，著经礼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庙，盛迪尝之荐，深肃ㄊ之怀，追孝奉先，莫斯为重。兹享之废，历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摄，礼之将坠，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圣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己也。当时建明此议出於富公弼，弼之言曰：“国朝三岁必亲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谓得礼。独於宗庙，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阙典。检书，今年冬至当有事於南郊，又孟冬亦当合享於太庙。欲望诏有司讲求祭大礼，所有降赦推恩，则并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谓“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者也。夫圣王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以享之礼，比於南郊，诚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时之优恩，其後遂以为故事。今孟冬享，冬至南郊，二大礼相继而并行，享推恩南，郊可复行乎？享肆赦，南郊可复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享之礼行，而南郊因而权罢，是虽有以尽宗庙亲之诚，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礼，夫岂圣主之本心然哉？盖欲矫其轻，则事从其重，而遂至於过重，过重，则不可继也。夫因有原庙，则宗庙之礼必至於轻，欲矫其轻，则宗庙之礼必至於过重。不惟过重而已，自是亲止行於一时，而其後遂辍而不举，此则矫轻过重而终於不可继也。夫三年一，此宗庙祀典之大者，其实亦宗庙之常礼也。常礼，则非异事也，何欲矫其轻而遂至於过重，而终至於不可继哉。故曰“轻宗庙而重原庙”，其失一也。
神宗熙宁八年，太常礼院言：“已尊僖祖为太庙祖，孟夏祭，当正东向之位。”又言：“太庙祭神位，己尊始居东乡之位，自顺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为序。自今，著为定礼。”诏恭依。
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之义，存於《周礼》、《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礼之年，经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纬》曰：‘三年一，五年一。’而郑氏、徐邈又分为二说。为郑氏之说，则曰‘前三後二’，谓後四十二月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