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曰不敢，宁所谓去小违古而就大违古也。今诸臣之惑，不亦甚乎！”於是下两制与礼官详定制度，而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定：“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签书院事以上，见任、前任同，宣徽使、尚书、节度使、东宫少保以上，皆立三庙；馀官祭於寝。凡得立庙者，许嫡子袭爵（以主祭。其袭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庙，别祭於寝。自当立庙者，即其主。其子孙承代，不计庙祭、寝祭，并以世数亲疏皆祧；
始得立庙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庙、五庙。庙因众子立，而嫡长子在，则祭以嫡长子主之；嫡长子死，即不传其子，而传立庙者之长。凡立庙，听於京师或所居州县；其在京师者，不得於里城及南郊御路之侧。”既如奏，仍令别议袭爵之制。其後终以有庙者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难尽推袭爵之恩，遂不果行。
嘉三年，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彦博言：“伏睹礼官详定家庙制度，平章事以上许立四庙。臣欲乞於河南府营创私庙，伏乞降敕指挥。”从之。元丰时，彦博言：“先立家庙，岁八祭，用酒以臣随行公使酒供办。今臣致仕，不欲沽酒以祭，乞於河南府公使库逐祭寄造酒十石。”乃从之。司马温公作《文潞公先庙碑记》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师皆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後。及秦，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
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则鲜焉。魏、晋以降，渐复庙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为所祀世数之差。唐侍中王不立私庙，为执法所纠，太宗命有司为之营构以耻之，是以唐世贵臣皆有庙。及五代荡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礼颓教侈，庙制遂绝。宋兴，夷乱苏疲，久而未讲。仁宗皇帝闵群臣贵极公相祢食於寝，侪於庶人。庆历元年，因郊祀赦，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令虽下，有司莫之举，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际，往往不知庙之可设於家也。
皇二年，天子宗祀礼成，平章事宋公奏言，请下礼官儒臣议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三庙，其馀器服仪范俟更参酌以闻。’是岁十二月，诏如其请。既而在职者违慢相仗，迄今庙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习，常得诿以为辞，无肯唱众为之者，独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庙河南。明年七月有诏可之，然尚未知筑构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镇长安，访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遗迹，止馀一堂四室及旁两翼。
嘉元年，始仿而营之，三年增置前两庑及门东庑，以藏祭器，西庑以藏家谱，斋坊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视涤濯在中门之左，庖厨在其东南，其外门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庙成，公以入辅出藩未尝逾时，安处於洛。元丰三年秋，留守西都，始衅庙而祀焉。”公以庙制未备不敢作主，用晋荀安昌公祠制作神版，采唐周元阳议，祀以元日寒食，春秋分、冬夏至致齐一日。又以或受诏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配古诸侯载迁主之义，作车奉神版以行。
此皆礼之从宜者也。
徽宗大观四年，议礼局议：“执政以上祭四庙，为通祭三庙。”“古无祭四世之文，又侍从官以至匹庶，通祭三世，无等差多寡之别，岂礼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庙已增为九室，则执政视古诸侯，以事五世，不为过矣。先王制礼，以齐万有不同之情，贱者不得僭，贵者不得逾。故事二世者，虽有孝思追远之心，无得而越，事五世者，亦当以及焉。今恐夺人之恩，而使通祭三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礼等差之义。可文臣执（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馀祭二世。
”“应有私第者，立庙於门内之左，如狭隘，听於私第之侧。力所不及，仍许随宜。”“古者，寝不逾庙，礼之废久矣。士庶堂寝，逾度僭礼，有五楹、七楹、九楹者，若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数，则当彻毁居宇，以应礼制。可自今立庙，其间数视，所祭世数，寝得逾庙。事二世者，寝听用三间。”
又言：“按《礼记 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所谓‘太祖’者，盖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称。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称，欲乞称五世祖。”从之。 又言：“群臣家庙所用祭器，稽之典礼，参定其制：正一品，每室笾、豆各十有二，、簋各四，壶樽、、鼎、俎、篚各二，樽、加勺、幂各一，爵各一，诸室共用胙俎一、洗一。从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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