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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命礼官会张璁议。璁言：“乐舞以佾数为隆杀，不当以武文为偏全。使用其文而去其武，则两阶之容，得其左而关其右，何以为天子之礼乐哉？”乃从璁议。(王圻《通考》。 )
◎论乐
洪武七年，命翰林儒臣撰《回銮乐章》，谕之曰：“古人诗歌辞曲，皆寓讽谏。后世乐章，惟闻颂美，无复古意。夫常闻讽谏。则惕然有警。徒闻颂美，则自恃心生。自恃者日骄，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体此撰述，毋有所避。”
十七年，谕礼部曰：“近命制《大成乐》器，将以颁天下学校，俾诸生习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其故何也？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之气。后世之律吕，出入为智巧之私。天时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声不比。故虽以古之诗章，用古之器数，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然为二，欲以动天地、格鬼神，岂不难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难。卿等宜究心于此，俾乐成而颁之，诸生得以肄习，庶几可以复古人之制。”(已上《大训记》。 )
永乐元年九月，上谓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宗庙乐章未有称述，朕甚愧焉，其议为之。”因曰：“汉高帝作《大风歌》，武帝作《秋风辞》，二君文采，皆有可观。当时儒臣亦不乏人。乃制作不能如古，惜也。朕有意稽古礼文之事，尔等其博求名儒，用称朕意。”
景泰元年，助教刘翔言：“明兴以来，礼乐{宀浸}备。惟视学释奠，皆不设乐。庆成宴独用教坊供应，有乖雅道。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助以律吕，如古《灵台》、《辟雍》、《清庙》、《湛露》之音，以振厉风教，备一代盛典。”时以袭用既久，卒莫能改。
天顺八年十月，己亥，翔复言：“今日郊庙乐章，皆太祖甫定天下时，追称仁祖之词。皇上奉列圣配天时享，其郊庙乐章宜更制。”事下礼部。礼官言：“我朝郊祀乐章，歌颂报称可万世通行。惟享庙有‘开基建功，化家为国’，等语，仁庙初，俱已改易。其余，皆推原祖宗积庆发祥衍及无穷之意，可万世通用，不宜别有改作。”从之。
弘治八年，命内阁撰《三清乐章》。大学士徐溥等言：“天，至尊无对。汉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当其一，列人鬼于天神，矫诬甚矣。郊祀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今使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渎尤甚。臣等于邪说俚曲，素所不习，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帝嘉纳之，遂寝前命。
九年十月，给事中胡瑞言：“御殿受朝，典礼至大，而殿中《中和韶乐》，乃属之教坊司。岳镇海渎，三年一祭，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亵神明，伤大体。望敕廷臣议。岳渎等祭，当以绅从事。《中和韶乐》，择民间子弟肄习，设官掌之，年久则量授职事。”帝以奏乐、遣祭，皆国朝旧典，不能从也。(已上《世法录》。 )
马文升为尚书，因灾异陈言，其一曰：“访名儒以正雅乐。”事下礼官。礼官言：“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定乐章。其登歌之曲，多自裁定。但历今百三十余年，不复校正，音律舛讹，厘正宜急。且太常官恐未足当制器协律之任。乞诏下所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精晓音律者，礼送京师，会礼官熟议至当。然后造器正音，庶几可以复祖制，致太和。”帝可其奏。(《乐志》。 )
嘉靖元年三月，礼科给事中李锡言：“南郊耕，国之大礼。而教坊承应，然喧笑，殊为亵慢。古者伶官贱工，亦得因事纳忠。请自今凡遇庆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豫行演习，必使事关国体，可为鉴戒。庶于戏谑之中，亦寓箴规之意。”二年四月，命安陆家庙乐用八佾。御史黎贯等言：“陵祀不用乐，凤阳诸陵皆然，何独安陆？且八佾既用于太庙，则安陆庙祀自当有辨，以避一统之嫌。”不纳。(《世法录》。 )
三年，观德殿成，召协律郎崔元初等肄乐，以供祀事。太常卿汪举言：“顷闻内府教乐，是观德殿又将有佾舞之祭。我朝列圣崇报之礼，止于太庙设乐舞，而奉先殿及诸陵寝未尝用。今献皇既用之安陆家庙，又设于观德殿，未免隆杀失均，乞罢寝。”上曰：“奉先殿不用乐，以用于太庙故也。腾皇考不得享于太庙，止于内殿奉祀，其乐舞必不可阙。”(同上。 )
九年二月，始祀先蚕，下礼官议乐舞。礼官言：“先蚕之礼，周、汉所同。其乐舞仪节，经史不载。唐《开元先蚕仪》注：‘大乐令设宫悬于北郊坛内，诸女工咸列于后。’则祀先蚕用女乐可知。唐《六典》：‘宫悬之舞八佾，轩悬之舞六佾。’则祀先蚕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陈《乐书》，《享先蚕图》下，止有《宫架登歌图》，而不及舞。夫有乐有舞，虽祀礼之常。然周、汉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蚕，代以有司，又不可据。惟开元略为近古，而陈氏《乐书》考据亦明。前享先农，既以佾数不足，降八为六。则今祀先蚕，止用乐歌，不用佾舞，亦合古制。且以见少杀先农之礼。”帝以舞非女子事，罢不用，使议乐女冠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