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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时差九刻，在亥子之间，则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则移一月；此可验之于近也。设移于前，则生明在二日之昏；设移而后，则生明在四日之夕；今似未至是也。其书应发钦天监参订测验。世子留心历学，宜赐敕奖谕。”从之。
河南佥事邢云路上书言：“治历之要，无逾观象、测景、候时、筹策四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测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统》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适值子午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统》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统》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统》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或直元日于子半，则当退履端于月前，而朝贺大礼在月正二日矣。岂细故耶？闰八月朔，日食。《大统历》推：初亏巳正二刻，食几既。而臣倏：初亏巳正一刻，食止七分余。《大统》实后天几二刻。则闰应及转应、交应，各宜增损之矣。”(已上《历志》。 )
云路又言：“《授时历》：‘至元辛巳，黄道躔度十二交宫界，’守敬所测也。至今三百余年，冬至日躔已退五度。则宜另步日躔宫界，另以赤道变黄道以合今时在天宫界。从古历家，未有以三百年后仍用三百年前黄道者。”又：“月建非关斗杓听指。斗杓有岁差，而月建无改移。”皆笃论也。
刑科给事中李应策亦言：“历理微渺，日月五星运转交会，咸取应于窥管测表，欧阳修所谓：‘事之易差’者。果以钟律为数无差，则《太初历》宜即定于汉，而后之为《三统》、《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蓍策为术无差，则《大衍历》宜即定于唐，而后之为《五纪》、《贞元》、《观象》者又若何？盖阴阳迭行，随动而移，移而错，错而乖违。日陷不止，则躔离之谬，分至之忒，积此焉穷？云路所议四事应宜俱改，使得中秘星历书一编，阅而校焉，必更有得。”于是钦天监正张应侯疏诋云路之诬。礼部言：“使旧法无差，诚宜世守。今既觉少差，失今不修，将岁愈久而差愈远，其何以齐七政而厘百工？乞以云路提督钦天监事，督率官属数心测候，以成钜典。”议上，不报。
崇祯十四年，礼臣言：“自古历法数十年一改，而守敬之历，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时同刻异，无大悬绝。至置闰之差，起于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历所定之日，即旧历所注昼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较密，在异时亦难保其不差。一番更改，良不易言。请照《回回》科例，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节气同异，据法测验，而后徐商更改，庶有当乎？”(已上《春明梦余录》。 )
卷二十八 运历下
◎测影正统十一年八月，作晷影堂。(《昭代典则》。 )
正德十六年，漏刻博士朱裕言：“晷表尺寸不一，难以准测。而推算历数，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请敕大臣一员，总理其事。铸立铜表，考四时日中之影。仍于河南阳城察旧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及分立圭表于山东、湖广、陕西、大名等处，以测四方之影。然后将内外晷影，新旧历书，错综参验，撰成定法。庶几天行合而交食不谬。”疏入，不报。(《天文志》。 )
郑世子载育曰：“何承天立表测影，始知自汉以来，冬至皆后天三日。然则推步晷影，乃治历之要也，《授时历》亦凭晷影为本，而《历经》不载推步晷影之术，是为缺略，今用北极出地度数，兼弧矢二卫以求之，庶尽其原。又随地形高下，立差以尽变，前此未有也。”又曰：“冬至之景，一丈有余。表高晷长，则影虚而淡。或设望筒、副表、影符之类，以求实影。然望筒或一低昂，副表、影符或一前却，所据之表或稍有倾欹，圭面或稍有斜侧。二至前后数日之影，进退止在毫厘之间，要亦难辨。况委托之人，未知当否？九服之远，既非目击，所报晷影，宁足信乎？”(《历志》。 )
宣城梅文鼎曰：“圭表之法：表短则分秒难明，表长则影虚而淡。郭守敬所以立四丈之表，用影符以取之也。日体甚大。坚表所测者，日体上边之影；横表所测者，日体下边之影；皆非中心之数。郭守敬所以于表端架横梁以测之也。然而非其本。必须正其表焉，平其圭焉，均其度焉：三者缺一，不可以得影。三者得矣；而人心有粗细，目力有利钝，任事有诚伪：不可不择也。知乎此，庶几晷影可得矣。”(《天文志》。 )
崇祯初，西洋人测得京、省北极出地度分：北京四十度，南京三十二度半，山东三十七度，山西三十八度，陕西三十六度，河南三十五度，浙江三十度，江西二十九度，湖广三十一度，四川二十九度，广东二十三度，福建二十六度，广西二十五度，云南二十二度，(按云南北极出地，高于广东。此二十二度，约计，或误。 )贵州二十四度。(以上极度，惟两京、江西、广东四处，皆系实测。其余则据地图约计之。 )又以十二度、度六十分、之表，测京师各节气午正日影；夏至三度三十三分，芒种、小暑三度四十二分，小满、大暑四度十五分，立夏、立秋五度六分，雨、处暑六度二十三分，清明、白露八度六分，春、秋分十度四分，惊蛰、寒露十二度二十六分，雨水、霜降十五度五分，立春、立冬十七度四十七分，大寒、小雪二十度四十七分，小寒、大雪二十三度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