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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名公书判清明集-宋-佚名-第44页
十有余年，若以寡妇、卑幼论之，出违条限，亦在不应受之域。向使外姓展转得之，在阿章已断无可赎之理。但参酌人情，阿章与徐十二为从嫂叔，其可赎不可赎，尚有二说。据阿章供称，见与其孙居于此屋，初不曾离业。倘果如此，则徐十二合念其嫂当来不得已而出卖之意，复幸其孙克自植立，可复旧物，以为盖头之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忍迫之出外，而使一老二孤无所归乎！此阿章所以为尚可赎也。但又据徐十二供，阿章离业已久，只因徐麟挟雠，教唆兴词。若果如是，则又难堕小人奸计，以滋无根之讼。大率官司予决，只有一可一否，不应两开其说。但本府未审阿章果曾离业与否，难以遽为一定之论。今两词并不到府，暑天又不欲牵连追对，宗族有争，所合审处。欲牒昌化佐官，更与从公契勘，限五日结絶，申。
执同分赎屋地
吴恕斋
理诉交易，自有条限。毛汝良典卖屋宇田地与陈自牧、陈潜，皆不止十年，毛永成执众存白约，乃欲吝赎于十年之后。本县援引条限，坐永成以虚妄之罪，在永成亦可以退听。今复经府，理赎不已，若果生事徤讼之徒，所合科断。详阅案卷，考究其事，则于法意人情，尚
有当参酌者。大率小人瞒昧同分，私受自交易，多是历年不使知之，所以陈诉者或在条限之外，此姑不论也。永成白约，固不可凭，使果是汝良分到自己之产，则必自有官印干照可凭，今不赍出，何以证永成白约之伪乎？此又不论也。但据永成诉，汝良所卖与陈自牧屋一间，系与其所居一间连桁共柱，若被自牧毁拆，则所居之屋不能自立，无以庇风雨，此人情也。又据永成诉，汝良将大堰桑地一段、黄土坑山一片，又童公沟水田一亩、梅家园桑地一段，典卖与陈潜，内大堰桑地有祖坟一所，他地他田，不许其赎可也，有祖坟之地，其不肖者卖之，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赎乎？此人情也。使汝良当来已曾尽问，永成已曾批退，则屋虽共柱，地虽有坟，在永成今日亦难言矣。今汝良供吐，既称当来交易，永成委不曾着押批退，则共柱之屋，与其使外人毁拆，有坟之地，与其使他人作践，岂若仍归之有分兄弟乎！今官司从公区处，欲牒唤上毛汝良、陈自牧、陈潜，将屋二间及大堰有祖坟桑地一亩，照原价仍兑还毛永成为业，其余黄土坑山、童公沟田、梅家园桑地，并听陈潜等照契管业，庶几法意人情，两不相碍。陈自牧、陈潜既为士人，亦须谙晓道理，若能舍此些小屋地，非特义举，亦免争诉追呼之扰，所失少而所得多矣。
抵当
抵当不交业
吴恕斋
在法：诸典卖田宅并须离业。又诸典卖田宅投印收税者，卽当官推割，开收税租。必依此法，而后为典卖之正。徐子政嘉定八年用会二百八十千，典杨衍田七亩有奇，契字虽已投印，然自嘉定至淳佑二十有六年，徐卽不曾收税供输，杨卽不曾离业退佃，自承典日为始，虚立租约，但每年断还会三十千。以此观之，杨衍当来不过将此田抵当在子政处，子政不过每岁利于增息而已。杨衍死于宝庆元年，宝庆以前，杨衍岁以租钱还之，徐未尝有词，宝庆以后，杨衍之子王廷亦岁以租钱还之，间有少欠，徐亦未尝有词。至淳佑元年，徐始有词于县，理索王廷等每年租谷一千斤，自宝庆以后，总欠十八年，计一万八千斤，除入钱二百一十贯外，尽索未足谷数。夫子政理索未足租钱可也，一旦变钱为谷，近年荐饥，谷价腾踊，若以谷直计之，不知其几钱矣，何其不仁之甚邪！使当来果是正典，果是取谷，则后来谷价百倍于前，王廷等亦当还谷，而不当还钱。今既不曾受税，不曾管业，所以不曾收谷，其为抵当，而非正典明矣！兼二十六年内，杨衍既还钱于未死之日，王廷等亦还钱于其父既
死之后，初未尝一日还谷，何为独无一词？切观子政溪壑之欲，必以近年会价贱，谷价贵，故欲舍贱取贵。又否，则以王廷等尝经官取赎，姑欲张大其欠数，以抑遏之。殊不思有典必有赎，况初不曾过税离业，所典非正典，始不过以二百八十贯抵当，积累二十六年，取息亦不为少，嗜利何时而已。本县取后所断，勒令王廷、王烈除已还租钱外，再以新会六十千还之，仍照近元年除约束，备三分新旧会二百八十贯，赎回其父典契，已为允当，但起初不合以其抵当为正典，前后累判，并不曾剖析子政不过税，不过业，其为抵当，本非正条，无以杜
絶其希觊之心，故子政尚敢固执己私，紊烦官府。欲帖县，照已断示徐子政知委，再敢妄状，从条施行。
以卖为抵当而取赎
吴恕斋
乡民以田地立契，权行典当于有力之家，约日克期，还钱取契，所在间有之。为富不仁者因立契抵当，径作正行交易投税，便欲认为己物者亦有之。但果是抵当，则得钱人必未肯当时离业，用钱人亦未敢当时过税，其有钱、业两相交付，而当时过税离业者，其为正行交易明，决非抵当也。陈嗣佑于绍定二年八月，缴连先置三绍罗家坞山地赤契，作价钱七贯，立契卖与何太应。当时嗣佑既离业矣，太应亦过税矣。越五年，太应将契投税为业。又
十余年矣，淳佑二年，嗣佑始有词于县，谓当来止是抵当。初非正行断卖，意欲取赎。知县以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