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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水东日记-明-叶盛-第104页
尽量在竞争的市场上取得自然独占，不得已则双边独占而共存。一旦投资经营失败，或者发生不可预知的市场失灵时候，唯有结束营业一途，而把生产模具以及现成的产品廉价转售于它家书肆，或由有意接手经营的投资人概括承接。有的书肆不是结束营业，而是将模糊老旧的版木仅存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卖给另外一家资金不太雄厚的书坊，然后自己重新集资，制造一套新的生产模具，保持本店的商场信誉和产品质量，用以强化自己的竞争条件。
以上这些现象在早期文化市场上，必然发生或出现过，但是碍于有限的史料，想要一一复原，颇不容易，本文则尝试从这个角度切入，而以明代小说作为讨论中心。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在文学或文化市场上，选择具有广大市场的科举用书和广大消费群众的通俗性刊物，无疑是出版业必走的投资生产行径。尤其到了明代，通俗小说刊物在丰厚的利润驱使下，吸引不少出版商竞相投入这个市场中，每当一部小说畅销之后，便引来各书肆抓紧眼前的一份商机，投下巨额的资金，快速刊刻生产，争先恐后的抢在同业之前上市发行，甚至雇用专业编辑从事续书和仿作，打铁趁热的投入市场中，争取利润。如《三国演义》通行之后，演义体小说或讲史类的作品接踵而至，不但有了《后三国演义》，按鉴编年体的小说也顺势充斥于坊间；又如《水浒传》一出，风靡了全国读者，一次排印既不能满足市场上消费群众的需要，接二连三的雕印排版，也让广大的消费市场消化殆尽，以至于南北各地竞相重刊仿刻。甚至把二书合刻为《英雄谱》，有如买一赠二的拍卖方式。这等结果，不但使喜新厌旧的读者产生不良的消化与反胃，也促使有限的文化市场发生了排挤和滞销行为，这都是文化产品具有特殊的内部心理及外部因素所使然。站在书商的立场，既以收回成本，取得利润是投资行商的第一要务，则商业文化中常见的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于焉出现，为了尽快的收回成本及增加投资报酬率，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必须出人意表，招来消费读者的购买欲望。于是有些殷实的商人，挟其丰厚的资金，竞价投资，多发广告；有些则仅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噱头，或类似不良厂商的诈欺手法，这些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都是本篇论文所要考察的重点。
贰、明代书坊的设厂地点及投资经营型态
一、印刷地点和设厂的考虑条件
有明一代的出版业集中于江南，必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因素。盖出版业之所以投资设厂，必需考虑制造生产时，原知识、材料、生产劳工及流通消费等诸问题，设厂之后有无风险和利润，凡此种种，每每决定了书肆的座落处所，因此以下特从投资设厂所涉及到的问题给予分析如下：
（一）、原知识的取得必是书肆成立的第一要件：一个蛮荒不毛之地，很难出现知识的生产与需求，既无所需自无供应行为，因此，书肆的成立绝对植基于知识供需的关系上。六朝以后，再经唐五代，宋、元、明等各个时代，北方遭遇过五胡乱华，又有安史、黄巢的流窜与五代十国之乱，以及辽、夏、金、元等北方民族的南下统治，促使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六朝士人、文物，不得不随时局而大举向南迁移，于是汴京、金陵与杭州尽成人文荟萃之地，城市人口几达百万之众。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如韩愈、苏东坡都曾履历潮汕一地，朱子则以一派学宗，设下白鹿洞书院，传授知识。南传佛教则远来海上，两广、福建、浙江、金陵，名山梵宇，四处设立，山门藏经对于知识的流播都有深远的影响。于是江南在南宋以后，逐渐取代黄河流域一带，成为文化中心。
再者，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从夏、商、周、两汉，以迄隋、唐，地球或因自转偏移的影响，促使中国气候有过大型的变化，《诗经》上所载雨量需求较多的五谷植物，已随降雨量的递减不复可见。黄河、渭水的泛滥成灾与地下水位的干涸与日剧增，迫使内陆型气候区的关中与河洛百姓，不得不往东南丰沛雨水的海洋气候区迁徙觅食，取得给养，于是大都与金陵取代了长安和洛阳、汴京。如果中国长城的兴建是因防犯游牧民族的南下牧马，则邗渠与大运河的挖掘纯然是为了南粮的北运。尤其中国历代人口增加的速度和压力，粮食取给上的民生问题，通常是引起流民与战争的一个主要动乱因素，也是未设大型水库及毫无机械动力抽取地下水灌溉时，解决人口压力的自然之道，更影响到今日中国的饮食文化。所以，南方的开发是必然的趋势，六朝、十国、南宋适逢其会，明太祖之建都金陵，历经晚明以迄近代，北京、南京都是政治与文化中心，其理由也是如此。根据胡氏《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即云：
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
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坊）所梓外，
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
非所聚也。[9]
这里说明了吴会（苏州）、金陵，擅名文献，居十分有七；闽中十三，都为本坊所刊行，他省印书送来的少，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本中找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