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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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议商运台榖
闽省内地水、陆官兵五十三营与驻防旗兵不下十万，岁征粮米。惟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兴化五府产米之区给兵外尚有赢米，以济他府；福州、福宁、泉州、漳州四府兵多米少，协济犹不足，则半给折色。督标、金厦、漳镇、铜山、云霄、龙岩诸营，有全折者；雍正间，先后题请半支本色，于台湾额征供粟内拨运。嗣又增给戍台兵眷米，亦以台榖运给。于是台湾岁运内地兵眷米榖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有闰之年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石。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奏定分配商船运赴各仓。
此商运台榖所由来也。
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制。五十九年水灾后，二府械闘之风大炽，蔡牵骚扰海上，军兴几二十年；漳、泉之民益困，台湾亦敝，百货萧条。海船遭风，艰于复制，而泛海之艘日稀。于是台榖不能时至内地；兵糈孔亟，厅、县皆借碾备贮，而仓储空矣。商船大者载货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定制：梁头宽二丈以上者配官谷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者配官榖一百三十石。每石给运脚银六分六厘；初无所苦。既而运榖至仓，官吏多所挑剔，而民货一石，水脚银三钱至六钱不等。
又商船自台载货至宁波、上海、胶州、天津，远者或至盛京，然后还闽，往返经半年以上；官榖在仓久，惧海气蒸变，故台地配榖，私皆易银买货。其返也亦折色交仓；不可，然后买谷以应。官吏挟持为利，久之遂成陋规。于是内地有台榖，厅、县皆赖以济公，如江、浙之漕焉。
嘉庆十四年，总督方公维甸以台榖积滞，奏开八里坌口与鹿耳门、鹿仔港一律配运。凡渡海渔船，梁头宽五尺以上至一丈二尺者，皆令配运三十石至八十余石。然奸商诡谲，往往减报梁头，巧为规避；官榖积滞如故。十六年，总督汪公志伊奏请专雇商船，委文武大员至台运榖十万。二十三年，复雇运七万。
先是，彰化县知县杨桂森尝建言请台地改征折色，奏停台运；省议不可。奸民庐允霞者，以健讼遣戍赦归，在鹿港闻之曰：『此奇货也』！谓所善商人：『我能革陋规』。众惑之，以为谋主；乃设馆抽各船户钱给允霞为讼费。然独鹿港十数家；其台郡及泉、厦众商船不愿也。二十五年，台湾道叶公世倬至自鹿港，受其肤愬，以为商果病也，欲除其弊以恤商。议罢商人配榖，请制官船海运；以语台湾县姚莹。莹曰：『台榖岁十万石，舟以二千为率，法当用五十艘。
一艘工料五千为率，当费金二十五万；既有粮船，必用弁兵管驾并舵工、水手每舟不下数十人，岁费金又数万；海舟驾驶，三年当一修，费又数万。重洋风涛不测，一有沉失，则舟、榖两亡，是漕艘之外，又增国家一病也；不可行』。叶公疑其有私，及为巡抚，力持前说；未及改制，罢去。
赵文恪与孙公尔准为督、抚，患商运不前，属台湾府方公传穟筹之。传穟以鹿港口门淤浅，商舟不前；道光四年，采舆论请开五条港利商船。而是年方奉旨运米十四万至天津，免配兵榖者六十艘，配运之船益少。传穟曰：『今虽极力疏通，不足运本年之额；计来岁积欠当十三万以上，势必又需雇运。然非善策也！重洋险阻，商船来往，岁有漂沉，平时配运止百余石，糖市倍之，即失水责偿，为数无多，故行之可久；若雇船专运，每船奚止十倍，设有不虞，官商皆难着赔。
虽前已三次行之，而未可恃也。昔时商本丰厚，其船工料坚固；近今商船薄小，南北洋中沉碎者多。民间买货千石，犹必分寄数船，以防意外；官榖岂可不加郑重乎？积榖十三万，用商船六、七十艘，厦、蚶二厅雇拨，当为四起或五、六起，每起必有文武正副委员及护送弁兵，供应犒赏，皆取诸四县，赔累已甚；而内地各仓既失商运之利，则必多挑驳，非云谷杂糠沙，则云斗斛不足，纷纷檄行四县补运。此累之在官者也。官谷运脚，每石六分六厘，较民货水脚仅十分之二；
每船以二千石为率，船户仅得运脚银一百余两，不敷舵水饭食、工资。其船本及修整篷索、桅碇之需，皆于何出？每逢雇运，众行商及通港之船皆科派津贴，而船户仍不免赔。此累之在商者也。台湾三口，来往商船只有此数；既专运积榖，则明年新榖必有短配。是为疏积欠，反增新欠，亦非计之得者。况台地近年米贵，一闻雇运，民间米价必一时腾踊，匪类藉以滋事。是官商既病，而并以病民。传穟之愚：惟有暂停新榖，折色支放兵食；尽配积榖，免雇运而补仓储。
请饬下台湾厅、县查明欠运榖数，至本年止实若干石，照旧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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