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给事中独许书画黄而不得书草。』舒亶疑之，因以为请。上曰：『造令行令，职分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著为令。』三省言：『九寺三监分隶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监，职事或分属诸曹，岂可专有所隶?宜曰九寺三监于六曹随事统属。著为令。』上以命令稽缓语辅臣，颇悔改官制。蔡确等虑上意遂欲罢之，乃力陈新官制置禄比旧月省俸钱二万余贯，上意遽止。诏尚书六曹分隶六察。
上谓辅臣曰：『虽周之盛时，亦以为才难。唯能以道泛观，不拘流品，随才任使，则取人之路广。苟不称职，便可黜逐，不可谓已与之官禄反以系吝而难于用法。如臣下有劳，朝廷见知，虽有过失，亦当宽贷。故律有议贤议劳之法，亦周之八柄诏王之遗意。然有司议罪自当守官，诛宥则系主断，如此，则用人之道无难矣。』
六月甲寅，修两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批：『昨据李宪奏进，置堡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近李舜举奏财粮未备，朝廷以舜举所言忠实可听信，已罢深入攻取之策。若贼犯边，自当应敌掩击。』先是，舜举退，诣执政，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珪发惭。诏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
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省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书省拟而议之，门下省审而覆之，尚书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当，自可论奏，不当缘此以乱体统也。』先是，官制所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中书、门下、尚书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是，上一言遂定。上临御久，群臣俯伏听命，无能有所论说。时因奏事有被诘责者，王安礼进说曰：『陛下固圣矣，而左右辅弼宜择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则朝廷尊。
至于论事，苟取容悦偷为一切之计而已，人主将何便于此?』上善其言。戊午，宰臣王珪言：『天圣中修真宗正史成，别录《三朝宝训》以备省览。今当修仁宗、英宗两朝宝训。』诏秘书省著作局依例修进，差林希、曾巩。诏尚书省得弹奏六察御史失职。壬申，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言安化州蛮作过，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极须谨重。向者郭逵安南与昨来西师兵夫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责不轻，今无罪置数十万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天下大事盖常起于至细。』章惇曰：『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万几。』上曰：『知几至难，惟圣贤为能图于未形，所以无智名勇功。其次于其几兆而图之，则易为力。其下事至于著见而谋之，故用力多而见功寡。』章惇又曰：『善师者不陈，盖图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将兆，天常见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犹如语言，顾今无深晓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则能消伏。』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于用兵，此亦数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能正厥事，虽必至于用兵，可以无悔矣。』
秋七月，上因论刑，曰：『先王之肉刑盖不可废，至汉文帝罢之，若革秦之敝，欲休养生民则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则不得为无失。三代之时，民有疆井，分别圻域，彰善瘅恶，人重迁徙，故以流为重。后世之民迁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惩也，故有刺配，犹未足以待，故又有远近之别。盖先王教化明习俗成，则肉刑不为过也。』戊子，鄜延路计议边事，徐禧等言：『银州故城形势不便，当迁筑于永乐堞上，自永乐堞至长城岭置六寨，自背罔川至布娘堡置六堡。
』从之。
八月癸丑，诏三盛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及言事御史弹纠。 先是，置监察，随所隶察盛曹、寺、监，而三省至内侍省无所隶，故以长官言事御史察之。 九月甲申，永乐城成，以兵四千人守之。丙戌，徐禧、李舜举复入永乐城[3]。丁亥，贼三十万众攻城，遂围城。戊戌，永乐城陷，禧及舜举俱死，稷为乱兵所杀，曲珍及王湛、李浦逃归，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或言禧实不死，有自虏还者尝见之。
冬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上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既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上正色曰：『何尝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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