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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之顷，草文书、缄封钤印，使诸人姓名不同泯于冷烟荒草，即以安其死难之心而毋或苟免者，处事精审不乱，一若平日，可谓从容就义者矣。
或谓嘉义为全台适中地，宜移郡城、处重兵以居中御外。昔林逆之乱，必欲陷之以通道南犯，故攻之最力。今贼既围城，则南北军报不相闻，非其明验欤？然此专就地势论之，而未筹夫缓急之际也。何也？台湾孤悬重洋之中，惟恃澎、厦诸岛为之声援；必郡城紧接鹿耳门，则诸岛之声息可通，内地之兵饷无阻。盖台湾门户，惟鹿耳门能通大舟。若嘉义四面平原，无险可扼，又距海口最远，缓急既不足恃，形势因之亦轻：则移置郡城，未可轻议也。
或又谓台湾宜防山而不必防海者，以土番为足患，且朱、林各逆多起于山也。然蔡骞、朱濆寇艇数百，一旦击□而来，攻城掠野；不又晓然于海之当防有更急于山者乎？
总之，台之召乱起于流民之多，流民之多由于土地之广。然地利有尽，来者无穷；昔患地广，今又患民稠矣。昔之乱，以贫而无教者多，今之乱，又以贫而无业者众矣。斯患也，岂独台郡为然哉！
市舶考
汉武帝既平南越、灭朝鲜，中国东南全际大海，通外区；舟航译使献见，贸易兴焉；于是，市舶自建元时始。市舶立官司，设结好使于广州，立交易纲首。自唐开元时始，禁私物奸人下海。自宋崇宁时始，禁贩易金银；自淳熙时始，禁铜钱下海；自端平时始，禁运米出粜。自元至元时始，年愈久、法愈密、弊亦愈深，于是禁下番船只，罢提举司；自至大时始，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许入城，通番者有厉禁。自明洪武时始，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自嘉靖时始，中官黩货，虑市召寇，罢市舶司、迁沿海居民。自嘉靖时始，但禁日本；旋复三市舶，西番入居澳门。自万历时始，开南洋之禁，招怀远人；海舶奔辏，设监督。自国朝康熙时始，寇盗翦除，海波不兴；番夷向化，纳赆献琛。一岁之间，来舶一百四柁；为建元以来所无，则又自嘉庆二十年始。统而论之，疏阔于汉，法于唐，密于宋、元，弊于明季，盛于我大清。
汉时海岛通译奉贡者称三十许国，蛮夷贾船虽利交易，而数年来还，无定式也。因其来献，设译长，无舶司榷使也；募人赍黄金杂绘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物，无定地也；而一切法禁皆未设。至唐则西洋大海中师子诸国油杳至，有市舶使，有岭南、安南互市地，舶至有奏报，有舶使籍其物纳舶脚，有进献之物，有军国之供，法制立矣。宋于广州外又置杭、明两州舶司，京师置榷署，令内侍赍敕书金帛招诸番商出海外贩易；故天圣后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物府库，赏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讲求益详，防维渐密。建炎时，博买无用之物，费国用及亏番商者皆重置其罪，立讥察海舶条法。「食货志」曰：『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元监之，定抽分之数、漏税之法，立杂禁二十一条，视宋为益密。明初，西海诸国恭顺，贡使络绎，设驲于广、泉、浙三舶司以馆之；其规模制度，骎骎乎开元、开宝之盛。奈何永乐后而命中官总货，遂恣横为商民害，提举官吏领簿而已。驯至嘉靖中，困敝已极。俄倭祸起，言者遂请罢市舶。不知当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市舶既罢，边海之民日困；番舶无所容，凶党构煽，奸阑出入：私市益盛，寇盗滋起。主事唐枢建议请复互市曰：『通市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通政唐顺之曰：『舶之为利也譬如矿。封闭矿洞，驱逐矿徒，是为上策；度不能闭，则国收其利权而操之自上，是为中策；不闭不收，利孔泄漏以资奸萌啸聚其间，斯无策矣』。尚书郑晓、巡抚林富皆论市舶有四利，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征税之利、减戌守之费；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也。卒从其请，而仍绝日本贡市。清兴，荷兰首效顺，遣兵船助讨海寇，因请贸易。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设榷关四于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置吏以莅之。自是琉球、苏禄、吕宋、暹罗、大小西洋、红毛诸番畏怀威德，咸敂关款贡，争效方物；联■〈舟宗〉接樯，鳞次海澨，以哗吱、哆罗连、玻璃、异香珍宝来市。其互易之物，以茶叶、大黄、茯苓、湖丝为重，外此则陶器、糖霜、铅锡；惟禁市史书、黄金、纹银、制钱、铁、红黄铜、硝磺、米，如宋、元故事。其税额四万两，赢余八十五万五千五百。岁课无绌，比之唐、宋则倍之，视明则无税珰之蠹政。而沿海商民，内有耕桑之获，外有鱼盐蜃蛤之资；又以供赋之余，为转输互易以仰佐国计，上饶而下给。自通市以来，未有如斯之盛也。
夫番土百货非中国不可缺，而中国之茶、药则为番土所必需。是以远国商贩，不避盗贼剽劫、风涛沈溺之险；则向化之情、互市之利，昭然可睹矣。朝廷因之，示招徕、寓怀柔，以奠安边氓，慎固封守；又不宝远物、尚奇巧，讥其货贿，使利权在上，绝奸豪外交内诇。此汉、唐迄今所以行之而不可终废者，盖亦设险之一道；岂惟军国之供而已哉！
台湾关系文献集零十
绿野斋集选录刘鸿翱
书孔、平二公遗事
台湾新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