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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100页
必具有史学也。章氏又谓刘言史法，吾言史意，似史意又超乎史法之上，不知史学之包蕴至广，所谓史识、史法、史意，皆具史学之一体，盖必知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第章氏又分史学专部，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门，并为之区分曰：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南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上朱大司马论文》)
兹以愚见论之，蒙求之书，固不足以当史学，然如史纂、史考、史评、史例四者，岂不通史学者所能为乎 鄙屑而不屑道，未见其可。盖史纂属于事，史选属于文，史评、史例属于义，即章氏所分之四门，亦未尝不以考订、义例、评论列于史学之内，吾故曰，必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然章氏又昌言史德，其言曰：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子玄盖以是说，谓足以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 著书者之心术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史德》)。
是则史德一项，又为史家三长之本，盖因前代撰史之士，多为无行之文人，故章氏慨乎言之，若为严正之史家，则必不尔，是则刘氏三长之论，仍属至当不易也。
其次尚有宜述者，则章氏尝以“因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是也。于纪传、编年二体之外，“因事命篇”始于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章氏盛赞之，以为体圆用神，真得《尚书》之遗矣。而于此旨，更有阐发。如云：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之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 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则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书教下》)。
章氏此论，合于近世新史之体例，前已论之；又以因事命题之法，有时而穷，佐之以图表，其于史学，可谓极尽研幾之能事矣。章氏又引申自注之法，以撰别录，以极因事命篇之用。其说云：
史以纪事者也，事同而人隔其篇，犹编年之史，事同而年异其卷也。左氏年次正文，忽入详具某年之句，人知无是理也。马、班纪传正文，遽曰详具某人之传，何以异乎。然杜氏之治《左》也，于事之先见者，注曰为某年某事张本，于事之后出者，注曰事见某公某年，乃知子注不入正文，则属辞既无扞格，而核事又易周详，斯无憾矣。……纪传纪年，区分类别，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矣。今于纪传之史，取其事见某传互见某篇之类，以其紊入正文，隔阂属辞义例，因而改为子注，洵足正史例矣，而于史之得以称事而无憾，犹未尽也。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名篇，动逾数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故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子纪、志、表、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类，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者也(《史篇别录例议》)。
别录之法，非仅用于纪传已也，亦可用之于编年。其说云：
今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分品目，注其终始年月，是又编年之中，可寻书志之矩则也。至于两国聘盟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是又于编年之中，可寻表历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为终始者，则于其始见也，注其终详某帝，于其终见也，注其始详某帝可也。其有更历数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同上)。
盖章氏论史，尝称自注之善，谓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