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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22页
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下略) 。
今本《后汉书》，无晔《自序》，其撰述之旨趣，可由此书窥之。范氏撰《班固传论》，盛持其短，又用华峤之辞，谓固不能以智免极刑，身陷大戮，然晔亦与于彭城王义康之祸，其结局视固为酷，亦所谓目能察毫毛，而不自见其睫者也。观此书辞，露才扬己，毋乃太甚，何异自衒求售。然曹丕有言：“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 论文篇》)衡以此文，盖与丕有同慨，其曰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岂得已乎 且良工心苦，读书者未必尽喻，故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皆自道其甘苦也。《文选》所录范氏之作，《凡论》一首，《赞》一首，皆为杰作，其他杰作尚多，咸可诵览。如以批评文学之态度，持论班范两书，一则极博赡渊雅之能事，一切有名奇情壮采之可味，诚未知其孰为后先，而执笔为纪事文者，倘由范书入手，又能别具心裁，自出手眼，造文为史家之工具，研史之士，不能薄而不为，班书而外，范氏其首选也。
陈振孙《书录解题》，谓范氏删取《东观汉记》以下诸家之书，以为一家之作，是诚然矣。其所采取之迹，今犹有可考者：范氏撰史，多采华峤，峤书易“外戚”为“后纪”，范亦仍之，而肃宗“纪论”、二十八将“传论”、桓谭冯衍“传论”、袁安“传论”、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班彪“传论”，其文中之一部，章怀并注为峤之辞；王允“传论”，章怀漏注，以《魏志董卓传注》参校，知亦峤辞 ；又以《东观记》为本书，复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 ，以成一代大典。第近人王先谦则谓，范书因于华氏之六事，大都寥寥数句，不关纪传正史，实因峤辞未善，而加以改正，不得因此，遂谓其悉本华书(《后汉书集解述略》)，其说是也。不惟于华书如是，其于《东观记》亦然。
《史通》称晔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以罪被收，其“十志”未成而死(《史通 正史》)。《隋志》著录其书，作九十七卷，两《唐志》皆作九十二卷，唯《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合，其不同者，或以中有子卷多出，今本非有阙佚也 。范氏《自序》云：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故其目中有十志，以拟《汉书》。或谓晔所撰十志，一皆托谢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 。其事之有无不可知，藉令垂成而毁，诚可惜也。梁人刘昭曾为范书作注，凡得一百八十卷 ，昭以范书无“志”，乃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并作为注，得三十卷，以补其阙，其“序略”所谓借旧“志”以补之，是也。范书与《续志》合刊，始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孙奭所请，其奏中仅言刘昭注补《后汉志》，又云，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似未知其出于《续书》者。至陈振孙《书录解题》，乃明言《后汉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补注，且考章怀注所引，称《续汉》者，文与今“志”同，其为彪书无疑，至此疑案始决。而两书经此合刊，《续志》亦不复能别白，不细考者，不以为范书，必以为刘昭所补矣。
范氏既讥班固任情无例，又自称有纪传例，是则其书必有凡例，特以身罹极刑，随之俱散，乃不可考。然刘知幾之论，则曰：“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王鸣盛亦谓：“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十七史商榷》六十一)是又能鉴马、班二家之失，而匡正之。是则其书一如《史记》之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汉书》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诚不愧一代良史之才，而其史学之梗概，亦可于此窥见焉。
袁宏《后汉纪》作于东晋康帝之世，在范晔之前，其《自序》云：
子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掇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即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袁宏所采之汉纪即《东观记》，马、华、二谢之四书外，他所徵引，多著录于《隋志》。宏著是书之动机，由于病诸家《后汉书》之烦秽杂乱，而改效编年体之汉纪。其论班、荀二家之书则曰：“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