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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31页
之《九国志》，吴任臣之《十国春秋》，皆闻陈寿之风而兴起者，亦《国语》家之支与流裔也。范氏作史，高自位置，见于《自序》，论者亦以为然，无待详论。若夫李延寿之作《南、北史》也，一用《史记》之法，取在南之宋、齐、梁、陈，在北之魏、齐、周、隋，合而纵述之，以成通史之一段；一用《三国志》之法，南北并述，而为国别史之后劲；其后薛居正、欧阳修，合梁、唐、晋、汉、周而为一史，即承用延寿之成法；若衡以《史通》所论，则《南》、《北》二史，盖合《史记》、《国语》两家而兼之矣。李氏自称依司马迁体，连缀以拟《史记》，今考其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为一家之学，马、班、陈、范而后，盖所罕见，以云拟马，非夸词也。沈约《宋书》繁简失当，尝为后人所嗤，所撰八志，亦谓失于断限。不悟《宋书》之长，正在诸志，约《序》自称，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曰律历，曰礼，曰乐，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则前史之有志者，约已擷其菁英，其无志者，又藉此补其未备，是犹《隋书》之附载《五代史志》，必合而观之，始可考见前代典章之全，作史良法，无过于此，昧者不达，众而嗤之，抑何陋也。南北八朝之史，唯沈约《宋书》，详赡有法，所撰诸志，上继史、汉以弥陈寿以来诸作之缺，其体略如后来之《五代史志》，如此编次，尤具史识。沈氏本已编撰晋、宋、南齐诸史，斐然可观，惜今存者，独《宋书》耳。此书保存史实最多，实在《晋书》之上，李氏《南史》，于宋事剪裁过甚，《宋书》之不可废，亦其一因。故吾摧论魏晋南北朝之史家，以陈、范、沈、李四氏为上选焉。司马彪、华峤、袁宏、习凿齿、臧荣绪之书，略论于前，皆不愧为作者，刘知幾极推干宝、裴子野、王劭，其于干宝则曰：“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补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史通 载言》)又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又《正史》) 其于裴子野则曰：“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约次之。”(《正史》)又曰：“大抵史论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论赞》)又称：“裴氏者，众作之中，所可与言史者。”(《杂说》) 其于王劭则曰：“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共诋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幾原(子野字)务为虚词，君懋(王劭字)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叙事》)又曰：“王劭《齐》、《隋》二书，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之饰辞，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存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载文》)由其推挹之至，知其为史家之良者矣。崔鸿撰十六国之国别史，综此群书，取材繁富，悉就陶冶，诚为难能，陈氏《国志》之亚也。或谓萧子显曾撰晋、齐二史，不愧一代作者，魏收之书，虽以秽史见嗤，然实详赡有法，其《官氏》、《释老》二志，更为创作，姚察、思廉，李德林、百药两父子，俱两世作史，亦应侪于史家之林，然以视上举诸家，殊有逊色，抑居其次，亦协于议论之公者也。
右述私家诸史，仅举其荦荦大者而已。上述之外，如梁吴均之《通史》，魏元晖之《科录》，《史通》讥其全录旧史，芜累尤深，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正史篇》)。然实为乙部之总录，亦本期之钜制也。若乃衍本纪之体，而为《汉纪》、《魏纪》、《晋纪》；衍列传之体，而为耆旧传、先贤传、高士传、孝子传、列女传；衍书志之体，而为舆地志、方物志、文章志；衍表谱之体，而为帝王谱、百家谱、姓氏谱、宗族谱、中表簿；皆正史之支与流裔，而有不暇悉述者矣。综论本期私家诸作，与史体相近者，计有二端：一曰典礼，二曰方志。昔者周公初制官体，垂为一代大典，复有经礼三百，典礼三千，以为仪文之节制，于是有《周礼》、《仪礼》二经，其后应劭注《汉官》，复撰《汉官仪》，卫宏亦撰《汉旧仪》，而丘仲孚撰《皇典》，何胤撰《政礼》，齐、梁之世亦大修五礼，与其役者，前为王俭、何胤，后为沈约、徐勉，疑何胤所撰之《政礼》，即为五礼之一部，皆自《周礼》、《仪礼》推而出之者也。古有《世本历谱牒》，司马迁因之以作年表，而后世乃有氏族谱牒之学，更因之而造家传，又由谱牒而变为目录，刘向、刘歆父子始撰《七略》，班固本之以作《艺文志》，荀勗本之以造《文章家集叙》，挚虞本之以造《文章志》，是盖由簿录记载，而渐成专门名家，凡兹所录，亦为典礼之一。《周礼》之纪职官，《仪礼》之载节文，委曲繁缛，亦近谱录。此其部次应属于典礼者一也。古有《禹贡》、《山海经》以志舆地，为后世图经之所始，其后有《水经》，而郦道元注之，阚骃更有《十三州志》，而常璩撰《华阳国志》，最为有法，所志曰巴，曰汉中，曰蜀，曰南中。曰公孙述、刘二牧，曰刘先主，曰刘后主，曰大同，曰李特、雄、期、寿、势，曰先贤士女，曰后贤，曰序志，所载皆巴蜀一方之史事，而无一语及于舆地山川，是又源出于《越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