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明 -05-古籍收藏 - -06-史藏 -07-史评
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36页
着痒处，可谓痛快淋漓矣。寻愈之论旨有二：其一曰，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其二曰，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盖一则惧祸而不肯为，一则蕲他人为之而无与于己，所见甚陋，非学如愈者所应言，宗元驳之是也。抑吾谓愈之论旨，乃在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数语，正如刘知幾所谓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取嫉权门，见雠贵族，是则愈发为此论盖有所激而云然也。且考《昌黎集》中所撰《顺宗实录》，固为史之一种，其他碑志传状诸文，殆居其半，皆关涉一代政治人物之业绩，可以被金石传奕禩者，谓其无意修史，夫岂其然。总之，设局修史，作者如林，忌讳既多，难于下笔，虽贤如愈，能文如愈，而终不得申其志，此唐宋以来官修诸史之通病，贤者所不能革，是以宗元持论虽正，终无以回愈之心而翻然改辙也。
清代史家万斯同亦尚论及此，钱大昕所撰《万先生传》云：
先生病唐以后设局分修之失，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有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料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潜研堂文集》三十八)。
官修史书之病，具如上论，然而唐宋以来，一往而难返者何哉 吾求其故，盖有数端：其一，则典籍掌故，聚于秘府，私家无由而窥；其二，则史实繁赜，毕生莫殚，私家无力整比是也。盖自唐宋以来，时君若相，锐意求书，甲乙之编，四部之籍，不在秘府之掌，即入显宦之家，试观万斯同有志独修《明史》，而不能不主于时相之家，以博观其藏籍，且修《明史》，须以《实录》为本，皇皇钜制，讵可求之荒寒，惟史由官修，则官藏私籍，左右逢源，取用不竭，其利一也。古人修史，多者不过百卷，而一卷之文，不过数翻，故一人操简，杀青可期，后世修史，多者尝数百卷，参稽之书，更不下千数百种，一人之精力有限，多士之相需益殷，若司马光之修《通鉴》，实由刘敛、刘恕、范祖禹三君分任其役，而光始得总成之，不然，则皓首辛勤，杀青无日，过时不采，渐就散亡矣，惟设馆分修，明定程限，资于众力，乃易成编，其利二也。夫私修之史，易精而难成，官修之史，易成而难精，此之谓利，即彼之所谓弊，执一而论，未见其可。然而官修之史，一往而难返者，夫岂不以是欤。
综而论之，后世之史官，非古之所谓史官也，古之史官，以记注为要务，而不必当撰述之任，亦犹孔子之删、《尚书》、修《春秋》，实当撰述之任，而不必身为史官也。后之史官，有其名或无其实，为其实者，每以他官典修史之任；居其名者，辄以史官为虚饰之具。且史官之名，为任撰述者所独擅，而任记注之职者，退而同于百司，转不得以史官自号，如唐宋之起居郎舍人，清之日讲起居注官，虽有史职之名，而无与于撰述，岂非其明证欤。往者章学诚病史官之有名无实，记注之不能举其职，乃至发愤而有州县立志科之拟议。其言曰：“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又曰：“今天下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曰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 推章氏之论，以为中朝之史官，曾州县典吏之不若，史官不能理撰述之业，而典吏则能举记注之职，中朝虽有起居注官，以纪帝王之言动，然仅能记其一鳞一爪，而不能举忠实之史职，以较古代之左史右史，则相去远甚，而州县令史之案牍，直同汉代之计书，可上之太史丞相，以备载笔者之要删，故因州县之案牍，而立志科，畀为令史典吏者，以当记注之任，其上焉者，记注在中朝；其次焉者，记注在地方之司府，其下焉者，记注在州县，合此数级之记注，以备一代之要删，于是记注有成法，不期而与古人冥合矣。此章氏之所日夜筹维，而仍不得申其所见者也，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依前所述，制成一表，以明史官制度之沿革。至汉以后之史官，多以他职兼典，非复古人世守之制，其有称史官及太史公者，乃援古以自泽，非其官号 ，且其重要诸家，已略且于各章，故不复别为制表。修史宜略人所详，又有繁中求简之法，盖谓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