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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52页
年为二体，遗纪事一体而不言，固以古无是作，然岂足以概史体之全哉。若乃唐宋以来，撰史之途径日辟，又可于此见之。兹就上述四类，分述于下。
纪传体之正史别史
纪传体八目之一，是为创作之史。何谓创作，一代之史，未经勒定，而有人撰之于前，致其筚路蓝缕之功，而后撰之史，或更不如，是其选也。《宋史》未成之前，有王偁之《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叙北宋九朝之事，起太祖建隆，迄钦宗靖康，计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而无表、志。李心传谓其掇取五朝史传(指太祖、太宗、真、仁、英)及四朝实录附传(指神、哲、徽、钦)，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因而讥其疏驳(《朝野杂记》甲四)。今宋“国史”已亡，无从取证，然核以《宋太宗实录》残本及李焘《长编》，知其叙事尚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岂宋“国史”原本即如是乎 清人汪琬谓元修《宋史》据是书为稿本，虽未必尽然 ，然于宋“国史”原本之外，亦多资于是书；且《宋史》于北宋九朝之事，详赡而鲜疏舛，亦以偁书先成，规模已具之故，其迹不可掩也。明人钱士升撰《南宋书》，以配偶作，虽有删繁就简之功，而论者谓非其伦，则不知旁求史实增补阙遗故也。清代邵晋涵有志撰《南都事略》，备南宋九朝之事，以极删繁补阙之能事，而其书实未成，惜哉(李慈铭《日记》，谓曾国藩得此稿，将刻之，以移督直隶而止；李详《窳记》，谓马新贻督两江，有人持此稿以献，未及付刊而遇刺；谭献《复堂曰记》，且谓海宁唐端甫，曾见活字本：凡此皆影响之谈，不足置信)。《明史》未成之前，先有王鸿绪之《明史稿》，据康熙五十三年鸿绪所表进，仅为列传二百五卷，后于雍正元年又表进全书三百十卷，计本纪十九、志七十九、表九、列传二百五，即含前书在内。迨鸿绪卒后，其子刊成之，并收入《横云山人集》，题曰《史稿》，初未畅行，后乃布之于世 。世多谓此书为万斯同旧稿，鸿绪攘窃之，以成己名 ，虽曰有因，亦未衷情实之论也。考全祖望谓《明史稿》五百卷皆万氏所手定，其后虽不尽仍其旧，是亦自为一书(《万贞文传》，贞文即斯同之私谥)；钱大昕亦云，王氏《史稿》大半出万氏手(《万季野传》)。全氏所谓《明史稿》，即指斯同所修之稿本，后为鸿绪所修改者，而钱氏亦不过为约略之辞，非能指实其事也。杨椿亲见万氏，后为史馆纂修，又不甚满于王氏，乃谓万氏以十二年之心力，成《史稿》四百十六卷，而王氏重加编次，或有删改，视万稿颇有异同 ，是王稿亦不尽从万稿也。盖万氏先后主于徐元文、徐乾学及鸿绪之家，始终以纂修《明史》自任，实怀元遗山以独力成先朝史之志，而不肯受新朝职名，列名《明史》，固其本怀，一也。且当季野之世，有汤斌 、倪灿、尤侗、黄虞稷、朱彝尊、潘耒、吴任臣，皆与纂修《明史》，不必其稿悉出于万氏，即谓稿经万氏删定，亦不必谓全出其手，是则王氏《史稿》，并含有诸家之稿在内，可以推知，二也。唐代以后，官修诸史，署名者或为监修，或为总裁，如《旧唐书》之称刘昫，宋、辽、金三史之称脱脱，是前此本有是例，《史稿》之署名鸿绪，亦不为过，三也。观鸿绪之《进书表》尝曰，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即指黄宗羲、万斯同辈而言，正与张廷玉《进明史表》，谓《明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为暗指万氏者同符。然终不能明言其为万氏之作者，盖鸿绪身任总裁，假手幕客，实同倩人捉刀，且汇合众作为一书，举一而遗其他，亦为修史之例所不许。鸿绪在日，未及为《史稿》作序，殁后草草付刊，或非鸿绪之志。惟《史稿》既强半出万氏手，又为《新唐书》后有名之作，而书中未尝一称其名，实为有伤忠厚，此虽由鸿绪子孙不知而妄作，亦当由鸿绪自任此责者也，然则谓为攘窃，岂无以哉。至其与后来勒定之《明史》，孰为优劣，亦无定说。世人以《史稿》出于万氏，故多褒词。然清礼亲王昭槤、陶澍、魏源等，尝于《史稿》致不满之辞 ；其持论最平允者，莫如杨椿，谓其书纪、表不如志，志不如传，弘正前之传，不如嘉隆以后，是也；读是书者，当自得之 。
此外创作之书，尚有二种，所宜附述，一即《契丹国志》，一即《大金国志》是也。《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凡纪年十二卷、传七卷，其余八卷附载杂事，宋孝宗淳熙间，叶隆礼奉诏编次，盖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排比，以成一编。穆宗以前之纪传，则本之《通鉴》，穆宗以后之纪传及诸杂记，则本之李焘《长编》、欧阳修《五代史》、洪皓《松漠记闻》、武珪《燕北杂记》诸书，几全录其词，无所更改。苏天爵《三史质疑》，谓隆礼不及见辽“国史”，得于传闻，故多失实，其说是也 。今考《辽史》天祚本纪天庆二年以后事，采及此书，悉直录原文，痕迹未化。其他宋人使辽日记、行程录，藉此考见者亦多，则其价值可知矣。《大金国志》四十卷，凡纪二十六卷、传三卷、杂记附录十一卷，卷首进表，称端平元年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上。考《北盟会编》所采有归正人张匯《金虏节要》、张棣《金虏图经》、《正隆事迹》，此则与之一例，所上表似非伪制。其可疑者，